吴湖帆题字并加入

　　按照《泉币学社章程》，社员分为甲、乙、丙三类，即年纳社费12元的赞助会员、年纳社费9元的特别会员和年纳社费6元的普通会员。泉币学社社员遍布各地，等到时机成熟，上海以外地区开始筹建分社组织。194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泉币学社北京分社第一次筹备会，戴葆庭代表学社参与其事。1943年2月，又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决于3月7日正式成立北京分社。

　　与此同时，王荫嘉等也在苏州积极活动，召集了苏州地区的社友谈话例会。此外，学社还曾与天津、江门、青岛等地泉友联络，筹备成立分社。随着中国泉币学社组织的不断壮大，在广大泉友的不懈努力下，掀起了集藏、研究钱币的高潮，战时上海的那段“孤岛”岁月成了“那时中国钱币界最辉煌的时期”。

　　中国泉币学社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编辑出版学术刊物。1940年7月《泉币》杂志创刊，每逢单月出版，至1945年9月停刊，总共出版了32期。每当新一期《泉币》出版，广大社友争相索阅，以求先睹为快。

　　1941年，丁福保出面邀请书画家吴湖帆为《泉币》杂志题写刊名，后刊登在第7期封面之上。收到样刊之后，吴湖帆爱不释手，致信学社，希望能“续订全年全份”，并补全“以前第一期至第六期”。后来，吴湖帆正式申请加入了泉币学社，成为该社的赞助社员。

　　“胜利号”竟成“终刊号”

　　编辑学术刊物，郑家相、王荫嘉两人出力尤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郑家相（1888—1962），浙江鄞县人，字葭湘，号赤仄、又号玉泉真隐。早年自浙江法政学校毕业后，历任法院、财政厅、铁道部书记官、科长等职，后任上海陇海银行常务董事。1916年，郑家相在宁波结识了钱币收藏家张絅伯，从此踏上了古泉集藏之路。1924年，他在南京收购了当地古遗址出土的大量南朝梁代钱币泥范，自号“梁范馆主”、“梁范富翁”。抗战期间，郑家相避难到上海，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泉币学社，出任《泉币》杂志总编。他不仅为组稿、发行等事务奔走，而且几乎每一期上都有学术论文发表。

　　王荫嘉（1892—1949），字苍虬，号殷泉，江苏吴县人。早年就读于北京，爱好金石考古、目录版本之学，尤爱钱币，藏有历代钱币、古今纸币、金银币和钱范等数万枚。王荫嘉是中国泉币学社主要发起人，并负责杂志的总校对工作。王荫嘉做事认真，每篇稿子都要校对四五遍之多，为了避免工人排字错误，还常常跑到印刷所边看边纠正。他也是《泉币》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论文80余篇，人称“《泉币》一支笔”。

　　《泉币》毕竟属于学术型小众刊物，编辑发行主要依靠罗伯昭等社员的赞助。随着战事的发展，上海物价不断飞涨，纸张成本和印刷工费成倍增长，杂志已很难维持收支平衡。1940年7月创刊之际，《泉币》每册定价法币1元2角，总共90页，以后几期也基本维持在40至60页；到了1941年7月出版的第7期，每册涨至法币1元8角；1942年7月，“兹因制版、纸张价目奇涨，为维持久远计，自第十三期起酌减页数”，而且每册价格涨至新币2元；11月第15期，每册价格又涨至新币3元；1943年5月出版的第18期，价格涨已至储币5元；仅仅过了4个月，9月出版的第20期，每册又涨至中储券10元；1944年出版的第23期、24期，价格虽然没涨，但篇幅已缩至20页；7月出版的第25期，大涨至中储券40元；第26期、27期，只有14页；1945年1月出版的第28期，涨至100元，也只有14页；5月出版的第30期，只有薄薄的10页；7月出版的第31期，暴涨至800元；9月出版的第32期“胜利号”，也是《泉币》杂志的“终刊号”，每册价格已涨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2000元。

　　抗战胜利之后，学社决定《泉币》“三十二期定名胜利号”以示庆祝，“三十三期定名光复号，专考台湾、安南、高丽、东三省等币”。但“比年物价高涨，本刊经费筹措，最为难事”，计划中的“光复号”未能出版，“胜利号”竟成了“终刊号”。由此可见，《泉币》杂志是被沉重的经济拖垮的。

　　聊事雕虫，藉消积磊

　　虽然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无涉政治，但在日伪统治之下深感“亡国之痛”，也坚守着“抗战必胜”的信念。

　　1930年代末，王荫嘉曾恳请吴湖帆赐予其所藏的一件钱币拓片作为纪念。吴湖帆沉思良久，特意取出一枚镶有挂环的1812年拿破仑像一法郎银币，当场制拓，并挥笔题词盖章，赠予王荫嘉。

　　1941年9月，王荫嘉在《泉币》杂志第8期发表文章，指出：“拿破仑之穷兵黩武，受其祸者不过中欧为最烈。威廉第二之发动大战，前后相持不过四年。未有战祸弥漫乎全球荼毒遍及于圣灵如今日之甚者。俯仰今昔，殷鉴不远。”当时，中国正遭受日寇铁蹄蹂躏，此钱此文，均寓意日本侵华终将遭到1812年拿破仑伐俄惨败的结局。

　　从某种角度而言，集藏活动也是国难时期民众缓解内心苦闷、释放压抑情绪的有效方式。“身居非地，骨鲠在喉，聊事雕虫，藉消积磊”，中国泉币学社社员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时局的无奈和对祖国的热爱。

　　1945年10月13日，第169次例会召开，公举陈仁涛为中国泉币学社第二届社长，罗伯昭连任副社长，丁福保转任名誉社员。陈仁涛（1906—1968），浙江镇海人，祖辈是上海著名的杨庆和银楼四大股东之一，所以担任过该银楼的经理，另外还开设有上海永兴房地产公司。1934年，天津古钱币收藏大家方药雨将所藏的全部古钱币以10万元之价转让给了陈仁涛，使他成为当时一流的古泉集藏家。陈仁涛后接任后，泉币学社活动自170次例会起改在“大上海路160号六楼永兴地产公司”举行。不久之后，陈仁涛于1946年春“以事率眷去香港”，泉社同人建议仍回罗宅举行例会，但“罗君又因事将去重庆”，于是中国泉币学社暂时停止了活动。

　　1949年后，上海政局趋于稳定，中国泉币学社一度重新恢复活动。1950年7月2日至10月5日，在安福路7号罗宅连续举办了11次钱币专题讲座，分别由罗伯昭、郑家相、张季量、张果园、沈子槎、彭信威等人担任主讲，并编印了手刻油印讲义。泉币学社的活动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了1960年代，但此时的社会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往昔，这一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机构最为健全、活动最为正规的钱币收藏社团终于销声匿迹了。

　　摘自《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一辑》，马军、蒋杰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