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思想大转弯

　　1955年春天，上海政协第一次开会，高振霄是独自去中苏友好大厦会场的。那时候，高式熊已经外出工作，没有时间作陪了。再说，父亲思想通了，精神也爽了起来。此后，他又参加了三四次政协会议，偶尔还在会上有感而发，呼吁要重视国人的书法教育，第二天的报纸也登出了他的意见。

　　有人悄悄问高式熊：“老先生一向不与政界合作的，哪能对毛泽东倒有感情？”分析下来，“一·二八”“八·一三”老先生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当时就怕担上个“赤化”的罪名。到1947年、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是共产党的对手，眼看共产党的部队要过河来了，老百姓怕解放军像传说中那样杀人放火，吓得不得了。可是当发现解放军爱护老百姓，帮助穷困的人，人心就大部分倒向共产党了，不必血战上海了。5月23日上海解放，高式熊跑到弄堂口去看，马路上除了停着坏的坦克车，没有别的异样。而住在江湾花园附近的外甥亲眼看见，解放军进了城，为了不打扰市民正常生活，都是躺在马路上过夜的。然后，又亲历茶话会，亲眼见到陈毅算得上大官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出席那么大的场合却轻车简从，面对面握手时才发现他个子并不特别高，但就是让人觉得气场十足……这些，都是促使老太爷思想大转弯的因素。

　　高式熊印象中，统战部茶话会之前，华东地区办过一次艺术品展览，他那时候就见过陈毅市长了。展览会在当时的跑马厅举办，他去那儿临时帮忙，任务是守着签到处，看见要人及时通报文化局领导。有天中午，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刚好都出去吃饭了，陈毅带着一名随员光临。高式熊在报上见过陈毅，认出了他，就一边让人赶紧去找文化局的人回来，一边陪着市长进展厅……

　　后来在延安西路200号，高式熊陪伴父亲出席茶话会，被人认出，他才知道那是暗中保护陈毅的公安局便衣警察。

　　说到便衣警察的认人本领，高式熊实在是佩服得很。有一次，他去探望住在天平路40号的书法名家潘伯鹰先生，当时古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先生也在。过了些日子，他打电话找潘，对方回答：“潘公不在，谢老在。”他一惊，对方怎么听出来他就是上次谢老在时去过潘府的人？后来听说，那些都是南京派来的最高级别的接待人员。

　　父子俩对新诞生的人民政府的好印象，正是从这点点滴滴的细节中积累起来的。

　　回头说，高式熊没上过一天学，更从来没上过一天班，在家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旧式文人生活。结婚了，还是没有工作。当时币制特别乱，且贬值得厉害。同一件物事，下班时的价格会与上班时的差好多。进理发店，先不说价，理完发再视飞涨的行情而定。理发过程中，“大头”“小头”忙着兑来换去，门外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好在太史公的字尚行俏，他这个当儿子的也就跟在父亲后面写写字、刻刻章，（用现在的话）自嘲为“啃老族”。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已成为知名书画家，但以当时的社会观念，人们普遍看不起书画家，认为画画的、写字的不是正常人，属于特殊品种。地区进行“失业人员登记”，他对工作人员说：“我既呒就过业，也呒没失过业，无所谓登记不登记。”说归这么说，但他自己也觉得要有一份工作，才算正常的社会人。

　　话说张鲁庵有位邻居叫郑崇兰，开着一家工厂叫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经营得很不错。1954年12月底，鲁庵先生介绍高式熊进了维纳氏厂，使他有了第一份工作。

　　1955年，郑老板一病不起，托张鲁庵帮忙找人管厂。35岁的高式熊就被带到了郑老板的病榻前。老板对他说：“我要养病了，这个厂就交给你，你挂个‘资方代理人’的名吧。”说着，交出一个装了厂里人事、设备资料的皮包，让他收好，见机行事，“这就是你的事了！做好做坏，都是你的！”

　　什么？刚刚上了几个月的班，就要一手接管老板的所有业务？高式熊慌了，自己连起码的经营管理概念也不具备，更别说实践经验了。一点底气都没有，但面对郑老板期待的眼神，他只好应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