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伴随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的讨论，3座公社大楼之一的安化楼作为样板工程在北京动工。住在这里的既有社会名流也有寻常百姓，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几十年过去，依然伫立在北京南二环的安化楼和周边现代化建筑相比，显得有些落寞。

　　在北京市南二环广渠门内有一幢形制古朴老旧的九层大楼，在55年前，它以全北京乃至全国“理想住宅”的样板而建立，在商品房出现之前，它是先进与优越的住宅典型，这幢大楼叫做“安化楼”。 

　　上世纪60—80年代，这里的住户曾经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他们对于住在这样的“理想住宅”中倍感自豪。但如今在众多现代化住宅楼、写字楼的环绕下，这栋“大跃进”背景下的建筑已经显得破旧且暗淡。再结实、再漂亮的材料也抵不过时间的磨砺与时代的变迁，终有陈旧与没落的时刻。现今，还住在这里的老住户们的优越感已经慢慢变成了对拆迁的期盼与渴望，貌似只有大楼形制的宏大与端庄，还能让人依稀感觉到它曾经辉煌的影子。

　　共产主义需要怎样的建筑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

　　1959年，北京市计划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化大楼。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相继开工。

　　1960年5月，只用了1年时间，安化楼便落成了。

　　安化楼建筑面积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形，主楼9层、东西两配楼7层；楼层挑高3.2米，其中主楼9层挑高达到5米。据安化楼老住户回忆，从大楼高层向北望去，天安门可以清晰地映入眼中，因为在当时安化楼的周围，尽是一片片的平房，它是北京市当之无愧的“楼王”。 

　　58岁的陈志民是安化楼的老住户，他清楚地记得5岁时，第一次来到安化楼时给他的震撼，“就像电影中老上海的酒店，在周围一众平房中，太显眼了。”

　　8级花岗岩台阶之上，是大楼的正门。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其中中间门是前后双层的，就像城墙瓮城；近百平米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近门处有两根大红柱子，铺暗红水磨石地；楼内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走廊及住间内铺花瓷砖地；大楼中央有两部电梯，这也是新中国建筑史中首次将电梯引入居民楼。 

　　“大门上的把手是镀铜的，电梯是欧洲老式电梯，一道木门还有一道推拉式铁栅栏门，颇具老上海风情，在当时看来只能用‘奢华’形容。”

　　如此“奢华”的大楼，自然伴随着种种神秘传闻。有人说它是“高干楼”，住这要经过政审，陈志民说：“其实这不过是因为大楼的租赁价格高、物业管理的严谨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而给人造成的误解。”

　　虽然是共产主义大楼，但楼内的户型并不都是一样。主力户型是带一个卫生间的两居室，套内使用面积为46平米，租金阳面为每月10元，阴面为每月9元，这在60年代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因此也就有一个单元由两户合租的，月租大间5元，小间4元。此外，为了满足不同人家的需求，西配楼每层还有两套三居室，东配楼则都被设计成一居室的单身宿舍。

　　拥有大楼所有权的崇文区龙潭房管所承担着大楼的物业管理，向安化楼派驻了水暖组、电工班、木工班、电梯班，他们的办公室就安排在了大楼4层，全天候24小时值班。 

　　“现在大部分的小区物业都不如当年的安化楼。”作为一个地产商人，陈志民对此颇有感触。“当时安化楼还有两个老人做保洁，每天上午用‘锯沫’把全楼上下打扫一遍，楼道里的瓷砖地每天都锃亮，有时，孩子们玩耍就躺在地上。”

　　还有传言称，安化楼采取供给制，有社会主义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大楼还为住户们建了托儿所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外界对大楼住户羡慕下的以讹传讹。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化楼的配套设施的确极其完善。

　　“大楼一层有餐厅，不是食堂，可以买饭；崇文区图书馆也在一层，楼里孩子们看书很方便；紧挨着大楼东边有合作社，针头线脑、副食品那都有卖；大楼西侧有存车处、锅炉房；周围的学校也很多，大多和安化楼同时建成，所以也有配套的含义。崇文区第二幼儿园、崇文小学、幸福二小（现培新小学）、男二十六中（现汇文中学）、女十五中（广渠门中学）都在大楼周围。”说起这些，陈志民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所以60、70年代住在安化楼就是有一种优越感。”

　　居委会带领下的百姓“社区”

　　1960年大楼落成后，首批入住的居民是当地安化寺的回迁户，而后不断有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的住户搬入。大楼住户中没有工作的人就被选进了居委会，正是居委会让安化楼形成了全中国第一个百姓“社区”。

　　从60年代到90年代，安化楼居委会的两位主任是不得不提的。“一位是于昆，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从老区来，极为慈善，形象就像《沙家浜》里的沙奶奶，大楼里每家儿的事都挂在心上，如今她已经去世了。”这是第二任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忆中她曾经的工作伙伴，李秀梅今年已经83岁，这楼里的住户没有不认识她的，而且小辈儿的人都亲切的称她为“二妈”。她儿时生长在河北吴桥解放区，当过儿童团团长；后来做过妇女工作，做军鞋、送军粮；因为上过学，还在农村做过“扫盲”工作。

　　正是这样既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又具有丰富革命工作经验的居委会，让整个大楼充满着共产主义的活力。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不拿工资的，但是这是我见过和听过的最尽职尽责的居委会。”这是大楼老住户们对曾经居委会工作的一致肯定。 

　　“我刚搬进来，就进入居委会工作，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大家在楼前楼后植树。后来向房管所提议，在楼前修筑了花坛和两个小花园。”李秀梅清楚地记得1962年，楼后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广渠门大街拓宽拆除了楼前的花坛与花园，但是楼后的树还在，当年的小树苗已是现在的参天大树。春夏时节，在树下乘凉、下棋仍旧是老住户们每天的活动。

　　居委会在三楼开设了红医站，所谓红医站就是医务室，一些家庭妇女被训练打针、输液、扎针灸，为住户们服务。“我现在还能给人打针、输液。”李秀梅对于自己年轻时练就的医护本领非常自信。

　　1965年开始，一方面为开展为人民服务工作，另一方面为给大楼住户增收，居委会成立“生产组”，联系印刷厂和纸盒厂“接外活”，全楼大人、小孩在居委会带领下“叠页子”、“糊纸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