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是我母亲堂姐蒋定的丈夫。他知礼，重情义，故在亲友中口碑很好。

　　翻开《陈从周全集》，内有许多悼念师长及亲友的文章，现在看看都具有历史价值。在他居住的同济新村，一旦平头百姓遇到丧事，都爱找陈教授写挽联，他不仅非常乐意，并且要将称谓搞得清清楚楚。

　　我妈嫡亲的大姐夫沈諴，早年留学英国，是原交大9系内燃机车教研室主任。他在“文革”中屡遭迫害，不幸于1975年4月故世。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告别仪式上，既不放哀乐，也无人致悼词。当众人呜咽声刚渐起时，有人竟出来挥挥手说仪式结束。

　　此刻只见陈从周喝了声：“慢！”他问了家属几个问题，在一张香烟壳子上记录些内容，便走向前去，用杭州官话宣读了悼词。此举震撼了在场所有人，可是在当时，大家只能将钦佩与感激铭于心中。

　　同样在1975年，同济大学建筑系黄作燊主任也匆匆离去，留下病重的纤弱夫人程玖及三个儿子。从周姨夫二话不说，连续几天从同济大学赶到安亭路黄家及殡仪馆，一手操办完丧事，这是他对亦师亦友的黄教授最好的悼念。

　　当他听到同样是良师益友梁思成去世的消息时，正在安徽歙县五七干校劳动，并且还胃出血。他即刻提出要去县城发唁电，工宣队起初不同意，结果他软磨硬泡了许久才得以放行，于是翻山越岭走了好几里崎岖小路才如了愿，后来便写了悼念文章《瘦影》。

　　以上点滴，佐证了他平时常说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从而也使大家明白了他为什么敢于在解放初顶住压力写《徐志摩年谱》，“文革”一结束就呼吁要重建被毁徐志摩墓的缘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