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参军立马古榆关

　　晚清的岁月，是个风云激荡而又时事多变的年代，沧桑的演绎铺陈，命运的变幻莫测，尘世的星移斗转，江湖的波谲浪诡，正如先哲所言：“道，可道，非常道。”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吴昌硕五十又一。“甲午”，这个镌刻在编年史上的干支，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缶翁个人来说，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人再一次地体会到了历史的无奈与命运的跌宕。

　　自吴昌硕与沈石友结交后，共同品砚题铭，友情日深，沈还时常寄土特产及寄中草药给缶翁，沈家离当时的二代帝师翁同龢的府上“彩衣堂”甚近，亦是时常过往走动的邻居，翁对沈的砚藏也颇感兴趣。常熟还有一名藏书名家、“旧山楼”主赵宗昔，他亦是吴昌硕的书友文朋，赵亦是虞山望族，与翁家系世交。那个时候的文人圈、艺林苑是颇注重相互提携的，沈与赵都感到缶翁金石功力超群，笔墨造诣精湛，昔未出大名，因而他们二人均曾向翁同龢推荐过吴昌硕，特别是赵宗昔还将吴昌硕的印谱及诗作转赠给翁。这一年的二月十日，吴昌硕正好有京城之行，于是赵热情地带着吴昌硕去翁府拜望，但可惜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帝师正好外出而未遇，但翁府的气派尊贵及拜见之客的络绎不绝，使吴昌硕颇感一代名臣帝师的影响与地位。

　　吴昌硕所处的正是一个世事多变、风云激荡的时代，他虽然不是什么高官大吏或政治活动家，但他却以自己的学养人品、诗文书画、金石篆刻与同时代不少重臣名流及风云人物相交。因此，他也站在时代的洪流中，诚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体现出了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他在这个甲午年随吴大澂北上参戎，抗御倭寇，就是他中年时期壮怀激烈的人生一幕。

　　中日“甲午战争”是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后经黄海之战，鸭绿江江防之战、金旅之战、威海卫之战等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1895年4月17日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止。

　　当甲午战火燃起时，正在姑苏息影的吴大澂，不顾自己年近花甲，毅然慷慨请缨，共赴国难。当时清廷内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和以慈禧为首和主和派矛盾冲突尖锐，而光绪帝在老师翁同龢的竭力支持下，决然下诏征召吴大澂为督办东征军务副帅，督军北上御敌。崇文尚武的吴大澂诚邀吴昌硕作为高级幕僚，参佐戎军，参办军机，协办文书。对于吴昌硕的从军，他的家人是表示担忧的，吴已年过半百，且一直多病，北上边塞，“水寒伤马骨”。但吴昌硕有感于吴大澂的知己之情与报国之心，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

　　随着战事的紧迫，倭寇的猖狂，吴大澂督军北上出征山海关，吴昌硕的军旅生涯也由此开始。山海关古称榆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因其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得名山海关。自1381年建关设置至当时，历来是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京师屏翰，辽左咽喉”之称。当吴昌硕来到山海关城门下，抬头昂观高达一米半，长达五米多的“天下第一关”匾额时，深为其苍劲雄健的笔力，端庄萧穆的气势所震撼。

　　从吴昌硕从军时所创作的书画篆刻及诗文来看，他立马古榆关时，正是这一年的九月，而正在此时，吴昌硕的家中却来了急函，告知继母杨氏病重。百事孝为先，吴昌硕只得向吴大帅告假。体恤下情的吴大澂马上准假，并拨了一匹快马给吴昌硕。帐前告别时，吴昌硕祝愿吴帅能早日得胜凯旋，班师回朝。

　　然而，事与愿违，当吴大澂率军到达战地后，把指挥部设在田庄台，五十余营兵力分布在东北方的牛庄。1895年3月4日，牛庄一带突然炮声震天、枪弹如雨，日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清军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指挥不当，协同不力，血战两昼夜后，官兵死伤无数，终于全线溃散。面对已无法挽回的败局，吴大澂已欲哭无泪，深感愧对朝廷，更无脸面见江东父老，欲拔剑自刎，幸王同愈等人力劝夺剑，方才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