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自贸区要形成一套体系，可复制可推广，问题是谁是复制和推广的责任主体？”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陈波直言不讳地提出，责任不明导致目前自贸区建设存在一些问题。

　　谁是推广的责任主体？

　　陈波认为，在很大的层面上，上海自贸区是做制度上的创新，中央用这些创新的模式规则倒逼各部委进行改革。“如果具体执行中责任不清，导致每有一项新想法就问被改革的人可不可以，这样就本末倒置了，形成被改革者成了改革者的决策者。最终的结果是，被改革者说你的改革建议很好，但是不可被复制和推广，所以你得按照我说的来修改，就是被改革者他自己来修改，来制定的改革策略，最终导致改革缓慢。”

　　加入WTO之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国退民进，是因为我国处在认真谈判加入WTO的历史时刻，因此有效地倒逼了国有企业改革，导致我们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力突飞猛进。所以在加入了WTO之后，几乎在所有开放的制造业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同理，自贸区里面的开放倒逼改革的机制有没有形成？

　　自贸区在一开始的时候有1.2万多家新的注册企业，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它们在这时候都是虚拟的企业，连个办公桌都没有。“问题在于，这些没有办公桌的企业随时可以有办公桌，只是为什么没有进行？政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需要思考。”

　　民营银行准备好了吗？

　　陈波对民营银行的发展也提出了看法。“自贸区里现在已经有一家民营银行在试点，还有很多的民营银行在准备，整个过程是不是还可以加快一点。如果金融开放时民营银行还没有做好准备，甚至还没有开始业务，该如何说我们金融已经做好准备对外开放了？”

　　在自贸区总体方案还只是在国务院原则性的通过这一天开始，美国领事馆和大使馆来咨询的金融界人士“排队就能排到街上去”。“第二大市场从封闭到开放对于他们来说诱惑有多大？我们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民营银行还没有开始展开业务，我们就要被迫开放整个金融业，能不能做好？如果金融业不开放，将来的谈判又该怎么进行，这些都是问题。”

　　陈波还提出，开放之前应该先在准入和价格方面形成一套一视同仁的待遇。比如，负面清单之外，可以享受准入型国民待遇，“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两类国民，一等公民是国有企业，二等公民是民营企业，国民待遇是指什么？现在国民都还没有一致性待遇，怎么谈负面清单的国民性待遇。这个外延性问题没有解决好，负面清单还是无法达到它应有的作用。”

　　陈波直言，中国参与整个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谈判的国际环境不太好。现在甚至比2001年以前谈WTO的国际环境还要差一些。在这种情况之下，被迫要放弃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我们是否已做好准备？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是不是应该加快一点？

　　“改革的路上压力非常大，但是这是我们国家内部发展的要求，也是外国经济合作压力的挑战，这两种压力共同作用在身上，需要我们更加努力。” 本报记者 叶薇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