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她倡导的书法艺术批评以及对前卫的“当代书风”的包容。倡导艺术批评，有可能引火烧身；包容前卫书风，其实是在培植与自己艺术理念不同的力量。周慧珺不是不知道，而是乐观其成。尽管期间未必尽如人意，但那个阶段上海书法界思想的活跃程度，探讨和争论艺术问题的热情，以及极具争议的新锐书风造成的全国影响，都是空前的。

　　还有一件事是周慧珺极力推举学者洪丕谟担任书协副主席。虽然很遗憾，洪丕谟当选后不久因病去世，但此举意味着周慧珺对提升上海书法界文化学术含量的意图和努力。

　　要懂得周慧珺这两件事的意义，还有必要了解周慧珺成长的历史背景。她成长学习的时代，恰是“十年动乱”，中华文明之审美摧毁惨重。就书法来说，遍地都是粗鄙的“大字报书法”。周慧珺的书法影响迅猛崛起于“百废待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正是因为她这个年轻人重新让书法有了审美意义，具有特别的榜样作用。她的作品在呈现昂扬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亦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审美意韵。她作为一个身患重疴的女子，自身顽强不屈的奋斗过程和她书法风格高度融合，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力量。

　　她能做到这样，离不开她有幸得到一些学养深厚的前辈书法家的指点。随着岁月成长，她对书画艺术学习、思考更深更广，眼界很高。正因为此，她清晰地看到自己以及她同时代书法家普遍存在的文化程度不高，艺术修养欠缺的问题。当她被推选为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后，一向低调的她一改往日人们对她印象，大张旗鼓地推动改变上海书法界的状况。

　　一个人眼界越高，就越明白自己渺小。越明白自己渺小，一旦使命在身，反而更能责无旁贷地去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而不是满脑子的个人得失。林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