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艾思奇离开我们已经46年了。那年，我21岁，刚考上大学就生病在家，心想好不容易能有机会跟父亲交流了，而他却在这时突然离我而去。在这之前，我小学读书是住校，后来中学回家住了，父亲每天又特别忙，我对父亲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我后来对他的认知和了解，大多数是从书本上进行的，和所有后生学者一样，是随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丰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而这种从无知到渐趋丰富的了解和领悟，用了我整整40年。（本文摘自《纵横》2012年第4期）

　　出身哲学世家的少年 

　　父亲出身于哲学世家。我的曾祖父李德润，是滇西华侨儒商，常年往来于家乡云南腾冲和缅甸仰光之间做生意。他的“双文化”（中西文化）教育观，对儿孙们的成长有莫大的影响。我的祖父李曰垓，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功臣。父亲的义父蔡锷临终前曾嘱托祖父，请他襄助四川督军罗佩金的工作，为革命多作贡献。祖父辞世后，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评价。 

　　祖父早年在昆明高等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读书时，就已经研读了中、西哲学，并表现出对哲学的特殊兴趣。后在流寓苏沪期间，他对自己多年的革命实践进行反思，对中西文化和哲学也进行过深入的比较思考，并在苏州与章太炎先生研究过国学，这对父亲的成长和哲学思维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父亲的五叔李曰基，是中共云南首届省委的军事负责人，曾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对佛学有较深造诣。父亲的大哥李生庄，1920年即和诗人柯仲平一起参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来进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并师从章太炎研学经史。父亲15岁就随大哥阅读马哲经典《反杜林论》，并能在学运中学以致用，曾以《什么是唯物史观》为题给学生演讲。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又广泛涉猎各种学科的知识，但最吸引他的还是哲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伏尔泰、卢梭、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他们的著作他都尝试用日文、德文对照着看。对于当时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和英、日文译本，他更是悉心研读。除此之外，父亲在中国先秦哲学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早在私塾启蒙时期就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他通过西方哲学与先秦哲学的比较，认为西方文明的精髓是逻辑思维与科学分类，遂对作为西方哲学原点的逻辑学展开攻坚。他以东方思维的宏观视角，反复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直至其破损不堪。这是《大众哲学》日后能扬名于西学东渐之路的开悟之举。 

　　“救命的书”——《大众哲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当时父亲正在日本留学。他和其他留日爱国学生，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毅然弃学，随廖承志等人于同年年底回国。他来到上海，在五叔李曰基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于1932年8月到菲律宾华侨办的泉漳中学当了专教物理化学的教员，并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3年泉漳中学被查封后，父亲在著名共产党人、哲学家、“社联”发起人之一杜庠库的介绍下，加入了“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成立于1930年5月20日，是一些进步的社会科学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为了继续探求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的真理，在上海成立的进步文化团体。他们翻译、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刊，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其间，父亲发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对三民主义、五四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继承关系和历史意义作了高度评价。 

　　父亲到社联后，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曾担任“社联”的研究部长。1934年6月，在社联的安排下，父亲进入《申报》流通读书指导部工作。《申报》当时设有《读书问答》专栏，刊登读书指导部回答读者提问的文章，由父亲和柳湜、夏征农轮流撰稿，公开答复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栏目。1934年10月，迫于当时形势，《读书问答》正式宣布停办。1934年11月10日，一个以“读书问答”原有宗旨、原班人马为基础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正式创刊，李公朴任主编，柳湜、夏征农和父亲任编辑。创刊以后，父亲负责撰写《哲学讲话》《科学讲话》栏目，同时也为《读者问答》《名词浅释》撰稿。其间，父亲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哲学讲话》栏目中写成24篇讲稿，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在《读书生活》上连载，这就是后来的《大众哲学》。 

　　从1925年开始父亲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社联领导人许涤新被捕前一直主张发展父亲入党，直到1935年10月，父亲才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也因此上了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的黑名单，多次险遭杀害。 

　　1936年1月，在《读书生活》上连载的24篇文章，结集成册出版，原定名为《哲学讲话》，后因国民党当局禁止，才在1936年6月第4次再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父亲在文章中使用人们熟悉的事例和口语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并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失业等现实问题，讲述不同的世界观，帮助人们选择人生道路。在篇目设置上，也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如《哲学并不神秘》《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猫吃老鼠》《不是变戏法》等，这种通俗易懂的写法揭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进广大民众的生活。这成为《大众哲学》成功的关键之一。

　　该书出版后，迅速风靡全国，受到广大青年和战士的热烈欢迎，从1936年到1948年这12年的时间内，共发行了32版，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艾思奇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全国。 

　　许多人读了这本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有《大众哲学》动员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视，当局曾多次禁止出版。但是越是禁止，就越禁不住；越是禁止，人们就越对这本神奇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里应当指出一个长期不为人们关注的历史真相：从1931年顾顺章叛变到1935年，在这期间，上海的中共党组织曾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络，因此，白色恐怖对文化界群体构成了空前严峻的威胁。一批哲学思想的名篇精品，却在此时冲破了殖民者、军政府和黑社会的围剿，揭穿了“新生活运动”的“皇帝新衣”，震撼了民众，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历史闪光点之一。《大众哲学》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大众哲学》受欢迎的程度后来被许多人津津乐道，据老红军莫文骅回忆，1936年在延安时，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后说：“毛主席有一本《大众哲学》很好，我们学员都应该读一读。”红军指战员们看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争相阅读，在油灯或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油灯点完，还要躺到床上再议论一番。1941年，闻一多先生也认真阅读《大众哲学》，他的助教何善周看见，就奇怪地问：“闻先生，你看这本书做什么？这是一本入门书。”闻先生却认真地答道：“入门书？这方面我还是小学生，我得从入门书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