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词名家王柏荫先生今年虚岁九十，实足八十九，“做九不做十”，浙江和上海两地的有关方面为此特地举行了两场祝贺性的演出，一场在上海，一场在杭州，时间都在今年六月初，演的书目是《玉蜻蜓》和《白蛇传》，是王柏荫的老师蒋月泉先生的代表作，因此这两场演出也含有追念老师之意。听说王柏荫两次只上台与观众见了面，没有演。而把舞台让给了他的学生、亲属、再传弟子，也许还有友好等。戏曲艺术家享有高龄，能引以为傲的并不是他本人还有精力在台上“拼老命”，而是眼看一代一代的接班人在艺术上传承有力；尤其是几个更年轻的后起之秀“雏凤清于老凤声”，在观众中建立了声望，这才是最大的安慰。

　　这次庆典我虽未能躬逢其盛，但承王柏荫先生不弃，给我寄来一份画刊，我观赏好久，不禁思绪万千。画刊翻开来，头两页全是王柏荫的个人照，从青年到老年，从“面如冠玉”到“白发盈颠”，使人有时光如电之叹。但以我近年与王柏荫有时晤面得到的印象，他的老年生活非常美满，加上调养得宜，显得老而不衰。不信请看画刊封面上所印的这一张，据说是他八十五岁时拍的，穿蓝条子“T恤”，双臂环胸，一副小青年的姿态。以前报纸上报道某些有名望的老人，说他还很健康，总少不了这8个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现在搬过来用于王柏荫，我认为也是适合的。

　　翻下去，那几页的照片记录了王柏荫艺术生涯在各个时期的轨迹。其中有两张我又为之低回不已，就是蒋月泉先生纪念书坛生涯五十年，王柏荫从杭州赶来，再度与老师合作时拍的。据画刊上介绍，王柏荫十八岁即拜蒋月泉为师，以后与老师合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蒋王档”纵横书坛的锋芒是记忆犹新的。我最早听他们的书是在1950年秋凉之际，他们这一帮“七煞档”刚从无锡小作休整后回上海，几家大书场几乎都被他们“占领”了。我凭着“记者”的身份去听书时常常从前台钻到后台，与他们也就这样熟悉起来。这一年的冬天上海评弹界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到北京，我是“随军记者”。有一天是到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灌唱片，“蒋王档”合唱的那支开篇《王贵与李香香》，我坐在旁边听他们师徒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互认满意方休。

　　再看下去，这两张照片我想是左右王柏荫“命运”的。一张是1951年上海评弹团成立，“七煞档”首先参加并成为骨干。这张照片上只拍了11个人，其实有18人，当时号称“18勇士”。

　　另一张是王柏荫奉调支援到浙江，上海评弹团全体演职人员欢送时的合影。我说不清这是五十年代的哪一年。但六十年代初浙江曲艺团在上海西藏书场演出，王柏荫是台柱。这一晚他好像说的是一回现代书。我听了大为惊异，几年不见，王柏荫的说表竟如此精进，简直是“太老师”周玉泉的风范。当时曾碰见“蒋门小弟”潘闻荫，他也连声赞叹“大师兄”说得好。

　　于是又想起1962年苏州评弹团来上海演出，也在西藏书场，送客是周玉泉薛君亚合说《玉蜻蜓》，我与唐大郎先生几乎排日往听。散场时常能碰到蒋月泉先生，他也赶来听书。一次他对我说：“说书说书，其实话不是要说得多，而是怎样才能说得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就是要像周老先生那样出言吐语，精练、含蓄、有深意，一句能顶好几句。王柏荫曾长期受过周玉泉的指点，请教我说得对吗？

　　时间过去了五六十年，当年的“18勇士”如今健在的只有王柏荫和陈希安，原来都是“老搭档”的“下手”。但他俩的“福气”都比“上手”好。奥秘何在？不说客观就说主观的原因之一，是心态好，想得开，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