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得以写成，要感谢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张洁、梁燕、周晴、李远涛诸位，没有他们的鼓励、催促并长期鞭策、监督，它是不会有的。在确定选题和写作的过程中，儿童文学前辈任溶溶、任大星、施雁冰、周晓等给予多方指导，释疑解惑，对我帮助极大。

　　张洁最初提出这个题目，还是2006年的事，转眼过去六七年了。这中间，因为写那本现代散文史论性质的《今文渊源》，停了几年。到2010年初秋，开始正式动笔，但写出两篇序文后，因有与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的对话，又暂时放下。到2011年初发愤写作，先得六篇，正拟一鼓作气，却又因有与李泽厚先生的第二本对话，并且要编一册《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又停了一个夏天。好在插进来的这两件工作，对于本书都有助益，以前写《今文渊源》也有助于本书——这些跨界选题之间的奇妙的内在联系，实在是很有趣的。自2011年国庆开始，我再也不敢怠慢，有朋友笑我是“闭关”写作，这样到翌年早春，终于完稿。一开始，还是想写成书话合集式的准文学史的，后来野心渐增，就按着文学史模样写下来了。序里仍留着当初的痕迹，行文也始终不避书话的趣味，细心的读者应不难发现。但虽说是史，毕竟是“一个人的文学小史”（本书原拟书名即《一个人的儿童文学史》），写法上强调保留审美体验之真，也强调研究视角之独特，或有不合规范处，还望方家包涵并指正。好在虽是学术性思考，每写一篇却都有灵感，有“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喜悦和冲动，没有一章是蹙眉硬写的。如此想来，其间或许还有真生命在，惟这一点聊觉安慰。

　　严格说来，此稿并未写完。原计划要写一百年，还要写到新时期儿童文学，写到当下。然而实在精力不济。也是知难而退，因前面现代部分三十多年只写了六万字，建国后的十七年（不算“文革”这一段）一写就是八万字，新时期的三十多年真要写，篇幅恐怕比现在两部分的总和还要多。这使我明白，写史，真是越近越难写。但我将前两部分冠以卷一卷二，而不以上下卷名之，就是留一后步。以后若有条件，或许还会奋力一试也。

　　本来此书应写到1976年，这样在时间上正好一个甲子，凑成整数，煞是好看。现在延伸到1977年，为的是要写到《班主任》出现，亦即写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鲁迅写《药》，无端在末了添了一圈花环，就为给人以希望。他说：“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我以为这也是他自己为文时积极心态的表现，这是很可感人的。本书效法前贤，写了六十一年，写到那充满希望的出发。那春天的气息很美，我愿时时记取那个年代。（本文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