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住郊县，四面平房围着个院子，除了每户政府出钱，给安个拉线喇叭，可以听最高指示以外，其他生活，万年不变，家里蓄大小纺车，大的一间房那么大，床也极大，有台阶，两边挂帘子安置马桶，老太太指点我，看这左上方的硬木花板，扦得最好，可惜工人死掉了，后来谁也扦不出来。那时没有卫生间的概念，舍弟屁股上粘着个痰盂，手里拿着本赵宏本的《三打白骨精》，到处跑，阅读，顺便出恭。

　　老太太追出来，说葡萄藤下面不要去坐着，这个东西吃荤腥，要吸掉小孩子精神的。

　　后来常住上海，长宁区的部队房子，两户人家合用一个卫生间，洗澡去公共浴池，一群当兵的浸在浑水里；再后来搬到静安，房子宽舒不少，独立卫生间，还有铸铁浴缸，这才算接近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1981年开始上小学，慢慢发现有些住在弄堂里的孩子，特别伶牙俐齿，骂人的招数我十辈子也想不出来，觉得既恐惧又艳羡，但是看见了，要躲得远一点。还有一类孩子，温和恬淡，说的话叫人暖洋洋的，很想多和他们亲近，有些就真的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个姓汪的女孩子，眉眼很细巧，肤白如茧纸，不是一等美人，但和我蛮说得来，一天放学，邀我去她家玩。小学生，约好了要去做人客，几何（多么）开心，一放学收作收作（收拾）书包就跟着走，路不近不远，在江苏路愚园路北边，两条弯弯绕的小路串起数不清的小洋楼，一幢一幢竖在那里。她引我走进一幢，楼下有个中年男子当地坐着，面前一个脚盆在剥新鲜虾仁，点头致意，对楼上喊回来了，还带小客人。楼上应了，一个女声。上楼梯时我问汪同学，楼下人的身份，她说是厨师，还不到烧夜饭的时间，给天井里的乌龟弄点吃的。

　　走进房间，满把的夕阳涌进来。那时候，家家人家的家具都差不多，我们家唯一特殊的地方，是桌椅板凳五斗橱夜壶箱上都打了号码，印着警备区后勤部的字样，表明这是营房用品，军产。可是汪同学家里的陈设，全然不同，似乎每一样家什，都有点我老家大床的味道，木头沉厚结实，很仔细地雕着花，色泽红暗，纤尘不染。尤其是花瓶，我那时候年纪小，但是也晓得这瓶子似乎和我家，或者爱吵相骂的弄堂孩子家那种朱红玻璃瓶，镶一朵浊色玻璃花这类，大相径庭。

　　这叫感动读者诸君，此时，甜点心上来了。阿姨很和蔼，笑嘻嘻端上来两碗东西，我记性不太好，如果一定要说喝的是绿豆汤或者吃的是宁波汤团，就没啥意思了，因为其实我在吃喝上很随便，也就不会多生一个心眼，几十年来一直记得这碗甜东西，不过请相信，这个印象还很确凿，味道是相当的好。这碗不太有记忆的甜品，其象征意义远大于营养价值，我从此知道，有一类人，是这样生活的，跟我不同，跟那些伶牙俐齿的同窗也迥异，大概正是这种生活状态，决定了他们的低调恬淡，和缓平静。

　　后来，汪同学似乎去了香港，总之很快她就从我的视野完全消失，颇有一点可惜。再后来江苏路拓宽，小洋楼拆了一些。再再后来，沈爷宏非请沪上克勒三爷叔黄石先生饭，汪姐掌勺，壹周刊两位大记者也在，我躬逢其盛跟着蹭蹭饭，就设在那些洋楼其中一幢，走进差不多格局的房间，突然想起这个几乎没怎么打交道，却教会我一些道理的白净文雅的女孩子。对，我会告诉想知道的人，大概小学两年级上学期，某个天气很好的下午，那天起，自己算有一丁点，了解上海这个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