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日，上海近代城市化的百年进程从这一天转入一个新天地。不出十年，在沪的工业企业也经受了转变身份的洗礼。其间，荣毅仁恰似一位迎着时代大潮而上的冲浪者，起落得当、一往无前。他于1950年春，在上海接任近代华商最大棉纺织家族企业（申新棉纺织公司）总经理，数年后，他又当选上海市政府副市长，这段不寻常经历中自然少不了些耐人寻味的往事。（本文选自《档案春秋》2013年第7期）

　　与新市长面对面

　　1949年初，国共两党政权易手大局已定，荣家企业决策层对企业的去留必须迅速做出决断。荣德生于2月曾派人秘密去苏北解放区，实地考察中共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实施情况，因此他拒绝工厂南迁，表示留在家乡。4月他搬进在沪的新宅。当时荣毅仁已兼管申新纱厂的业务。荣毅仁回忆：“我也不愿做白华(指反对革命政权而逃亡国外的华人，作者注)，又受到父亲的影响，也就在犹豫中决定留下来了。”此外，二哥尔仁曾对四弟毅仁说：“我们两人总要留一个”。后来荣毅仁对二哥说：我留吧。事后他把家眷也从香港接回上海。最终，与荣德生一起留下来的，有四子荣毅仁和七子荣鸿仁，显然荣毅仁的担子更重。

　　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经济环境极为严峻，因解放战争尚在内地推进，交通不畅，物价混乱，币制动荡，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以及国民党飞机的滥施轰炸，投机活动难以抑制，大部分企业陷于半停顿状态，其中“二白一黑”（指大米、棉花和煤炭）直接影响沪四百余万市民的日常生活，而拥有全市近60%的纺锭的华资私营棉纺织业深陷困境。此时，申新在沪的六家纱厂该如何摆脱困境？荣毅仁果断作出大胆而明智的选择：找人民政府。

　　为了能恢复生产，荣毅仁曾多次走访华东纺管局、贸易部、人民银行等机构反映企业困难，还主动提出了不少解决困难的办法，如供应原料、收购、定货、加工、包销、贷款等等。“凡是我提出的办法，只要对生产有利，能够维持生产，度过困难的，政府总是迅速地同意照办，从没有受到过留难。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慰”。没想到，一扇神秘的大门就此在他眼前徐徐开启，很快他就有机会与市政府领导人面对面地接触。

　　1949年6月2日，市政府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召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据与会者周而复回忆，“陈毅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要打倒的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要受到保护。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到会的产业界人士接二连三地抢着发言，座谈会持续近3个小时。大家依依不舍地向陈毅市长握手告别，陈毅市长满面笑容，亲切地说：你们今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约谈。

　　荣毅仁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在会前，他经人介绍，与陈市长曾握手寒暄，对陈毅市长留下不寻常的第一印象，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布军装，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徽。乍一看，与我在马路上见到的众多普通解放军战士几无差别”。当然，更让荣毅仁感兴趣的是陈毅市长坦诚的讲话。晚年荣毅仁回想这段往事，若干细节仍历历在目：“陈市长说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铿锵有力，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他性格豪爽而幽默，态度随和而诚恳……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那天，荣毅仁还结识了副市长潘汉年，感到对方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没想到几天后，潘汉年就约荣毅仁见面。那次见面不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严肃谈话，而是一次朋友间的私人聚会，地点在盛康年岳母家中。大家吃着点心，喝着咖啡，随便地聊了起来，从企业生产、市场行情和经济状况，谈到个人的家庭、经历和爱好，不知不觉中，荣毅仁“开始有了对共产党人的新的认识……以后，我同潘汉年同志的交往日渐加深，经常互相串门，聊天谈心”。

　　其间，令荣毅仁难忘的还有两件事。

　　1949年底农历岁末，因为要发双薪，有一个工厂发不出，工人有意见，跑到荣毅仁家里来讨要，荣毅仁因此无法回家。结果潘汉年知道后，亲自安排荣在上海大厦住下，然后请市委书记刘晓同志出面，要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向工人们做解释工作。经过一天一夜，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另一件事是在推销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时候，荣毅仁代表荣氏各企业认购了12万份公债，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其实1950年国家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原本分配给上海推销额3000万份，占华东4500万份的2/3，占全国1亿份的1/3弱。到3月31日，全市认购3068万余份。截至4月13日，共交款2267万余份，其中工商界交款1914万余份。曾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梅达君后来在《在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道：陈毅市长为此曾邀请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楼上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先生当场认购了很多。哪里晓得到交钱的时候，却交不出来。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他讲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潘汉年同志就要我们进行调查。我们一了解，荣毅仁所说的确是实情。潘汉年同志就如实向陈毅同志反映，陈毅同志又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不久，陈云同志来到上海调查了解情况。潘汉年同志也如实向陈云同志反映了情况。通过调查，陈云同志充分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回京以后，就削减了上海的认购公债任务。”

　　短短半年，与市人民政府领导们交往，使荣毅仁对市长们做事实在、待人坦诚的工作作风有了切身感受，他感到惊喜、温暖、亲切。往后，荣毅仁与新市长们的接触、共事机会渐多，彼此间的了解、信任、体谅也渐渐习以为常。

　　随着市政府相关机构、制度的建立，荣毅仁也参与了市政府的多项社会活动。1949年8月3日上海市第一届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举行，代表的名单由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商定，荣毅仁是工商界的代表之一。在市一届三次各界代表会议（1950年4月～12月）上荣毅仁成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工商组第一召集人。在市二届一次协商委员会（1950年10月～1951年4月）中，他担任地价评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市三届一次协商委员会（1953年2月～1955年5月）中，他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作为工商界代表之一，直接参与市政领导机构立法、管理活动已渐成为荣毅仁的工作之一。1950年5月，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成立，统一管理在沪的申新一、二、五、六、七、九厂（后无锡申三、广州第二纺织厂加入），荣德生任管理委员会主席，荣毅仁任总经理。此刻的荣毅仁也是市政协新代表，他的会务活动地跨沪、京，他的视野、思考、舞台日益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