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人的随笔集中读到一篇关于爵士乐的故事。作者开了个爵士酒吧，酒吧的常客中有个美国人，总是和一名女子相伴而来，要求播放比莉·荷莉黛的唱片。一个深夜，这位熟客在比莉·荷莉黛的歌声中，坐在吧台角落的座位里，用两只大手捂住脸，静静地啜泣起来。后来他再也没出现过。一年多后一个寂寥的雨夜，女子独自前来，一边喝酒一边告诉调酒师，那位客人已经回美国了，以往他只要想起故国的亲人，就会来这家酒吧听爵士。前几天他写信给她，让她代他到爵士酒吧听听比莉·荷莉黛。 

　　触动一个人心灵的，有时是几支旧曲子，有时是一片似曾相识的风景。那年我在爱知，周末时跑到常滑看了一天陶瓷，傍晚时乘轻轨回家时坐错了方向。车窗前忽然掠过碧蓝的海水，我一惊，情不自禁对同行的女子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她诧异地看着我：“真稀奇，从来没听你说过这样的话。”平时一口咬定“我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的我，的确没说过想家的话。那时家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没有什么非见不可的人，但那一刻我动了到机场即刻买张票回国的念头。身旁的北方女子没有相同的感触，是因为她的心底没有摇荡着一面海。 

　　去台湾旅行，士林夜市里有著名的小吃蚵仔煎。蚵仔就是海蛎，这种闽南饭桌上的家常小菜，于我再熟悉不过。从前家里做海蛎煎，无需到菜场去买，只要唤住走街串巷挑担卖海蛎的惠安女，她们就会在家门口坐下，当场撬开海蛎壳，一会儿就剜出一碗多汁的海蛎。我一会儿看惠安女发髻上簪的花，一会儿看她们身边堆起的海蛎壳，心里说不出的羡慕。父亲说起海蛎来，言语间有更深的留恋，他们小时候把海蛎放在瓦片上烤，壳一裂开，微烫的海蛎就是天然的美味。蚵仔煎、红砖厝、妈祖庙，我几乎有种重回少年时代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