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公馆：冲天豪情只为袅娜石榴裙

　　出生于贵州兴义下五屯景家屯的王伯群，身世相当不错，其父王起元当年以办团练而闻名乡里。年幼时，王伯群从父先学易、书二经，又学四书与阳明学；18岁时不幸丧父，但学习并不中辍，又从贵州高人姚茫父、熊范舆、徐叔群三人专攻《孟子》《左传》加上近代数理学，学问根底扎得不是一般的深。除学问根底，王伯群的家世背景亦不同寻常，他的舅舅为“贵州王”之一的老军阀刘显世，弟弟王文华亦是贵州的军界强人，妹夫更是了不得，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中头面人物之一的何应钦。

　　1905年那年，王伯群作为时代激进青年之一，在舅舅刘显世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在东京中央大学，王伯群进入了政治经济系，求学期间，慷慨激昂的王伯群受孙中山先生的感召，不由分说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为推翻腐朽至极的清王朝，即使过得是“将脑袋提在手上的生活”亦义无反顾，这个时候的王伯群堪称时代英雄之一。

　　王伯群接着有纵横捭阖的大人生：1918年，他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的身份远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1920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回广州为恢复军政府而努力，担任大总统府的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1921年3月，当他弟弟王文华被刺身亡，他又受任为贵州省省长，稍后因“定黔军”的干扰而转赴上海，并在那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先生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再次随同孙先生北上，奔走于各方；随后，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他于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以后便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成功，当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坐定江山的时候，因有何应钦的背景，也因自己曾经的劳苦功高，王伯群出任了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这时的王伯群，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将事情做得相当出色。此时，王伯群看中了一个女人，女人名叫保志宁。

　　说起王伯群这段人生轶事，必须将时光作一个适当穿越。1924年夏天，厦门大学发生学潮，事件最终导致厦大的部分教授与200多名学生愤而来到上海。在上海正做着寓公的王伯群，因了从来的热血，挺身而出地与厦大教授办起了一个大学，大学名叫大夏大学。王伯群出任校董会主席，两年后，马君武辞去大夏大学校长一职，王伯群堂而皇之地做着继任。

　　也是机缘巧合，某天，学校有个庆典活动，素有大夏大学“校花”之称的女生保志宁上台献花，四目对视之下，竟让早过不惑之年的王校长十分来电，不由自主地开始了对保志宁的苦苦追求。保志宁也不简单。除了是夏大的一朵校花，其他值得一说的东西还有：曾为清朝贵族的后裔，叔叔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保君健。至于本人，眉清目秀一派水光山色就不必说了，又兼善于辞令、巧舌如簧，有过人的才情与才智。她原先就读的是沪江大学，有意思的是，因为“才貌双全，男同学之追求者多，不得不转读了大夏大学”。

　　当保志宁终于接受了曾有一妻两妾的老校长献上的新爱情，谈婚论嫁之际，便提出了置办一幢别墅的要求。1934年，在耗费了白银30多万两之后，愚园路上，10.78亩土地上一座城堡般的建筑伫立而起，那便是保志宁所要求的豪宅，史称王伯群公馆，也叫做汪公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公馆。毫无疑问，建筑给人相当丰富的感觉。首先，正立面上有很繁复的元素，这些元素可以简略地归纳为：宽大的阳台，陡峭的屋顶，三角构架中的窗户，高耸的烟囱，墙上不时出现的图案或纹样，以及由土红与微黄两种颜色呈现的建筑色调，当然，说到色调，还不能忘了大片的暗蓝色瓦片。

　　有建筑史专家将这个建筑说成是意大利哥特式城堡风格，同时称其部分地方有西班牙风格。细细一想，倒也真是这么回事，因为将它与法国或英国的文艺复兴式风格作一比照，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它与希腊风、罗马风也迥然不同，在这个建筑上，你看不到上海建筑上一般总能看到的爱奥尼或柯林斯柱式。

　　这幢让保志宁的人生变得十分快意的建筑，其设计师是协隆洋行的柳士英先生。说起此君，与邬达克、威尔逊，他当然是无法比拟的了，若将他与上世纪30年代的董大酉们并列，也要逊色一些，但这个建筑的设计成功却也证明了这么个道理：似乎不是一流的建筑设计师，在他激情勃发的时候，会有超一流设计的诞生。

　　建筑的建造者为辛丰记营造厂，总计大小32个房间的空间中，装饰之豪华，在其时上海滩也算少见。门窗边都用了紫铜拉手，半圆形的阳台上有着罗马式栏杆，许多房间里都配以彩绘壁画，更兼梅花、松花和芦蔗纹等不同图案触目皆是，细节上做到了真正的精雕细刻。

　　当年，辛丰记老板为了取悦南京国民政府的王大部长，为这个建筑，除了夜以继日地施工，选用的材料，如金山石、马赛克瓷砖、牛皮石灰，都十分高档，公馆甫一落成，上海滩便激起一阵羡慕、赞叹或叫好。

　　1931年6月18日，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与校花保志宁的婚礼在当年徐鸿逵打造的徐园举行，那时，未来的王伯群公馆还在辛丰记老板的监督下一五一十地打造着。婚礼上，证婚人之一的国民党元老许世英，将王与保的婚礼比作“如新造巨轮之行下水礼，又如邮政局寄第一次包裹，举行开包礼，又如电报局开幕之行开基礼”，他还不忘调侃，“希望王部长以后以发展交通事业之精神，同时努力施诸保女士”。随后，王伯群携手保志宁在这幢美轮美奂的金屋林里度过了惬意的几年，只是，身为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又是大夏大学的校长，行事如此高调，让其时的社会舆论很不以为然，有人便不加掩饰地讽刺王伯群是“位尊多金”，还有人索性口诛笔伐了起来，其中便有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1931年8月15日出版的周刊，在其“信箱”栏目上便刊有陈淡泉的《对王保应作进一步的批评》一文，邹韬奋在“编者的话”中直截了当地说道：“在民穷财尽的中国，一人的衣食住行四种需要中之一种而且一处，已达四五十万，我们不知‘多金’果作何解？‘俭约’又作何解？”由此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王伯群是个人的穷奢纵欲，实为国民的罪人。为了阻止邹韬奋发表对王公馆攻击的文章及照片，王伯群派人给邹送来10万大洋要其封口，还许诺给他一个挂名官职，无需干活、薪水不薄。王伯群怎么知道邹韬奋是何等样的热血慷慨，较之当年同盟会的王伯群更胜一筹，邹韬奋对来者如此犀利地说道：“王校长既然如此慷慨，不如让他送礼给同仁堂，救救几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何奈关心我一人之生活！”

　　王伯群与保志宁在这幢美屋中生活得很是短促，随着八一三事变的到来，王伯群与保志宁弃屋而去，不久，这幢意大利古堡风格的建筑便成了汪精卫的下榻处，王公馆称呼换作了汪公馆，而且似乎一直就这样地流传了下来。

　　（摘自《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