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果对“毒胶囊”提起公益诉讼，谁来做诉讼主体？赔偿标准如何确定？记者就此采访了从事公益诉讼的执业律师。 

　　谁来做诉讼主体 

　　截至目前，还未发现因为长期服用“毒胶囊”致死、致残等危害后果严重的个案。但从一般药理常识可知，由破皮鞋等制成的含铬胶囊，一定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 

　　“公益诉讼的一个特性，就在于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在过去五六年里，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曾代理过多起公益诉讼，他说，“毒胶囊”虽然不能确定“某个人”受到了严重的实质性伤害，却可推断实际上受到伤害的肯定是“一大片”，这种情况，如果要起诉违法企业，谁来做原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就是一个合适的原告。”吴冬说，如果胜诉，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消费者将从中得到赔偿，但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却可以用赔偿所得成立一个基金，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 

　　可否引入惩罚性赔偿 

　　在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确定之后，势必面临一个赔偿标准的选择问题——究竟是象征性地做“填补式”赔偿，还是惩罚性的赔偿？ 

　　事实上，最让不法商家害怕的，还是惩罚性赔偿。1981年，在一起公益诉讼中，美国法院以福特公司刻意漠视他人安全，严重蔑视被害人的生命价值，被判巨额赔偿。原来，一位父亲驾驶福特公司生产的Pinto汽车，途中汽车爆炸，导致车上小孩严重烧伤。经法庭调查，福特汽车公司早已知悉这一型号汽车有瑕疵，公司根据计算，认为全部召回此款汽车加以修复的成本为1亿美元；而假若汽车着火致人死亡每件赔偿不过20万美元，因而决定不予召回。 

　　律师为此提起公益诉讼。审理过程中，法庭认为，福特公司刻意漠视他人安全，严重蔑视被害人的生命价值，遂判决其赔偿受害人惩罚性赔偿金1.25亿美元。在类似的公益诉讼中，动辄上亿、几十亿美元的惩罚性罚款，让企业主害怕违法的巨大代价，从而加强自律；而对单个散在的消费者而言，公益诉讼可以帮助消费者获得与强势生产者对等博弈的机会。 

　　“目前，在已有过的公益诉讼中，我们的赔偿大多为填补式赔偿，而非惩罚性的赔偿。这样的结果是，违法企业并未付出巨大代价，以致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层出不穷。”吴冬说，即便一些违法企业因为触犯刑法受到刑事审判，也不足以弥补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缺位而造成的违法“投机”。 

　　同样，这样的司法逻辑在过往的“公益诉讼”中也不罕见，因为部门利益或者地方利益，“惩罚性赔偿”未被公益诉讼适用，即便胜诉，消费者权益也难以得到切实维护。这种状态有待法治进步，在将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改善。 

　　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变革 

　　若干年前人们还不知道“公益诉讼”为何物，国内最早的一起公益诉讼发生在福建。1996年，一位消费者以公用电话亭未执行原邮电部夜间长话收费半价规定，起诉福建龙岩市街头公用电话亭及邮电局，要求加倍索赔，索赔金额为1.2元，结果获赔1.2元。这场“一块二官司”，被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案。 

　　“这起诉讼之所以被业内看作‘公益诉讼’，原因在于它改变了电信部门的计费方式，换句话说，它不只维护了某一个消费者的权益，更维护了整个消费者群体的利益。”吴冬说。 

　　因此，当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具体到食品安全监管，它改变的将是单一的行政治理方式。目前，在食品安全监管的执法过程中，公众常常可以听到执法部门抱怨人手太少，事情太多，想管也管不过来。这样的抱怨未尝不是实情，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监管制度的变革——公益诉讼让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社会化，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可依法成为食品药品监管的主体，特别是当社会组织和个人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放大的监管力量，加倍的违法成本，就会抑制企业盲目逐利的违法冲动。 

　　“而在公益诉讼为各种‘毒胶囊’的消毒过程中，不仅需要民诉法对公益诉讼法律地位的认同，更需要相关司法解释对公益诉讼相关细节的仔细考量，比如惩罚性赔偿。”吴冬说。本报记者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