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西方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新自由主义者不仅要在西方国家恢复拓展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且主张将这种理念、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去。

　　虽然新自由主义有着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的包装并在全球泛滥，究其理论本源却存在重大缺陷或硬伤。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把这种盲目迷信市场的理论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多次指出，“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

　　从实践结果看，新自由主义政策确实能够缓解部分国家高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下降等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恶果，如经济发展减速、贫富分化加剧、贫困问题恶化、金融风险加大等。而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持续衰退、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和当前的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都表明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的缺陷，已经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

　　新自由主义主张解除对资本投资、商品和服务贸易等自由流动的限制，提倡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然而，这种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新的矛盾，如: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权力集中在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和控制的少数金融寡头手中;全球性的经济混乱、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加深;等等。

　　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的力量，导致了工人的福利被大幅度削弱，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许多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目前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实际工资仍低于其1973年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普通美国家庭的收入并无明显增加，而占比0.1%的最富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比0.01%的最富的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

　　新自由主义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竭力推行有利于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利润最大化、工资最小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自由主义鲜明地代表了金融资本的利益，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业务，推动金融自由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金融市场缺乏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并且带来了严重的金融泡沫。

　　新自由主义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国家逐步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失败，拉美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破坏。

　　事实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成灾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危机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刻矛盾以及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的终结。

　　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努力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取得突破，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强大动力。深化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把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结合起来，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影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执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安东，原载7月11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