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程乃珊，是1983年在《钟山》上读了她的《蓝屋》。从此，我永远记住了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因为，这个中篇与我的出生地有着很远又很近的关系。

　　读着这部小说，我感到这座“蓝屋”慢慢在我眼前显现，尽管故事和人物都不熟悉，但房子绝对是真实的。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阅读感觉，以前从未有过。“蓝屋”——“绿房子”，线路突然接通，我当时便自以为是地确认，蓝屋就是绿房子。作家一定是从绿房子的史事变迁得到灵感，进行创作的。我想，有机会一定要拜访程乃珊，证实我的猜想。

　　我是上海土著，祖居的老屋位于四平路（靠近那时一条叫全家庵路的小路口）夏家宅，我母亲的娘家，就在旁边的杨家浜。1937年八一三事变，侵华日寇在虹口天通庵车站开枪挑衅，制造事端。我家老屋离天通庵不远，无法安居，只得逃难到租界，暂住爱文义路（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一条小弄堂里。我就是在逃难期间生于租界的。这条弄堂不长，有几幢二层砖楼，房型好像不大规整。底楼有中华书局的一个装订车间。我人生最早的记忆，就是同小伙伴蹲在切纸机下玩土。可能因为在打仗，不记得有工人上班，车间里用木板搭了一个比教室讲台大的“防空洞”，估计不能“防空”，我们这样的幼童倒可以用来捉迷藏。

　　这要说到“绿房子”了。我们那个小弄堂东侧，靠铜仁路转角上，盖了一幢非常漂亮的花园洋房，绿色瓷砖贴面，四层楼，带电梯（据说这是上海住宅的第一梯），楼角呈圆形，还有像船舱那样的圆窗，楼前有网球场。我那时太小，对这房子的印象是后来慢慢形成的，包括长大后几次路过那里。现在房子还在，我脑海中的影像如果有误，大家可以用实物校正。当时的设计者对业主吴同文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房子再过50年，也是最现代的。”这话基本不虚。1938年房屋落成，轰动一时，被媒体称为“远东第一豪宅”。远近的人都把此楼叫作“绿房子”。

　　“绿房子”岁数比我略大。据我小孃孃（姑妈）回忆，吴家搬入新居时，大宴宾客，铜仁路一侧停了许多小汽车，盛况空前。在我零星的“史前”记忆中，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吴宅院内飞到我们弄堂里的网球，他们从来不出来捡，就成了我们的玩具。你想，在那年月，我还不知道小皮球为何物时，已经玩上了网球，这“先进性”恐怕超过今天的小孩玩遥控汽车！

　　抗战胜利后，我家搬回虹口，叔父住回老屋，家父租住不远的山阴路，直至我完成学业，远离家乡。我的根在夏家宅，我的出生地在北京西路。我幼时度过逃难岁月的那个弄堂，已经换了新颜，只有“绿房子”依然屹立——它成了我人生起点的地标性建筑！

　　1985年3月，我和天津几位朋友去厦门开会，必须在上海转车。正好有一位《天津日报》记者要去采访程乃珊，我便同行。那年一月，《文学报》发表了冯骥才与我关于《神鞭》的通信，程乃珊还有印象，说我的文字像个老先生写的（那时我还不能称“老”）。我便接过话头抢先提问，《蓝屋》的生活原型是绿房子吗？程乃珊答道：“是的，在铜仁路。”得到肯定的回答，我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绿房子”于我有意义吗？其实是没有的，我朦胧的记忆中那两扇深绿色的大铁门，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现在“绿房子”进了一部文学作品，勾起我生命之初的回忆，我的祖母、我的父母，还有我至今还健在的姑妈，我生命中所有依傍过的亲人，有这个起点，都穿起来了。你这下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对《蓝屋》追根问底，为什么从此我把程乃珊看成我们这些身在外地的老上海的娘家姊妹——我喜欢她关于上海的小说与散文。

　　上海是我们的根，根不是抽象的，它也要有所依傍。作为一个文学教师，我感谢程乃珊用她的作品给了我这样的依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