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米粒　

　　来的是个穿便服的日本人，带个翻译，把几个房间看看，就说让我们马上搬走，他明天就要房子。妈妈面对这种霸道的占领者，知道和他们是没道理可讲的，更不要去求他们，二话没讲。他们走后，妈妈定定神，马上去30米外的郑家，请求租他家的客厅过渡。郑先生爽快地答应了。郑先生是香港中国银行的经理，那一幢四层楼连半地下的底层都是他家的。客厅在一层，挺大，占了一层的一半面积，还带一个向着马路的大阳台。我们一秒钟也不敢耽搁，收拾的收拾，运输的运输。陈八叔停战后就回九龙去了，袁妈、刘妈还有我和哥哥就成了搬东西的主力，像蚂蚁一样，穿梭来往，东西一放，马上回来，真叫马不停蹄。

　　下午，那个日本人又来了，一看，按住这件，说“这不要搬”，又按住那件说“这不要搬”。他一转身，我们马上就搬走这件。记得客厅里有一张红木镶边的大理石桌，我和哥哥抬起就走，重也顾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多路，出这么大力。晚上，大家累得连铺盖都不打开，在堆得满满当当的郑家客厅里，靠在行李卷上，腿疼得没地方放。天亮又接着干，等上午日本人来，基本上剩个空房子了。他愤愤地说了句“我不要了”，扭头而去。这场斗争我们虽获全胜，但往回搬可就搬不动了，直搬了一个月，还交了两边的房租。

　　朋友们说打仗以后，房租都停交的。妈妈说，人家肯给我们救急，就感激不尽了，怎能再前说后不算。这一个月，我和哥哥基本上都在郑家这边。郑家最小的四个小孩儿，双生的儒钧、儒玉和他们的妹妹儒咏都是我们圣司提反的同学，还有他们一个弟弟，年龄也相仿，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玩得最多的是“做戏”，随便出一个题目，大家就分分角色，自编自导自演起来，即兴发挥，却都是挺投入的。剩下我和哥哥二人时，就在那阳台上玩皮球。不上学的日子也自由，快乐！

　　香港大学的师生在战时组织了护校、救治伤员等工作，停战后也没解散，考虑到经过18天的战乱，各家都将断炊，便让住在近处的家属们也到他们的食堂吃饭。我家也享受了这份照顾。妈妈、婆婆、熊婆婆和我们兄妹共五人便一天三回往港大跑。好在近，下个坡再上个坡就到了。开始还分中餐部、西餐部，没过几天，外籍人士都被抓入集中营了，我们就吃中餐。排个队，先拿一只大碟子，往前，扣上一勺饭，再走，浇上一勺菜，就坐到饭厅的餐桌上吃。这一份饭，对大小伙子是不够的，我们则嫌多些。人熟以后，他们就少给我们一点儿。

　　吃完去还碟子，再领一份生米回桌上去拣。这拣米的工作就由婆婆和我二人来完成。米里有黑的小硬壳虫，白的细肉虫，绿的、黑的霉米，还有稗子、稻壳、沙子、小土块儿。得把米倒在桌上摊开，一点点地扒拉着拣，五份米也得拣好一会儿。若有没去壳的，就用指甲剥出米粒来，一颗也舍不得扔掉。有时候也有大学生来跟婆婆说好话，把他那份倒给我们拣，婆婆都没拒绝过。拣干净后，婆婆还要拿个小簸箕簸一遍，绝对可以食用才去交回。饭厅的服务人员也都是大学生，对我们这一老一小总是笑脸相迎。在港大吃了一个来月，日本人开了粮站，按户口本配售平价米，港大的特殊照顾也就停止了。

　　买米的任务是袁妈和我两人的。粮站在下面的般含道。袁妈是天足，能走路，带上我是因为她不会说广东话。头天去没买到，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在粮站门口排着队，慢慢就来了许多人。袁妈一手拉着我，怕挤散了。粮站的人怕人多乱挤再出事，就拿支粉笔在每人肩上写个大大的号头，没排队的不给号，写够号头就叫明天来，这样迟来的人就散了，秩序也就好了。原来粮站的米有限，按供应量也供不上，供应量是每人每天老秤六两四，合现在就是四两，两百克，其他副食和油都没有。经常看见路边上躺着饿死的人，盖条麻袋，露出大黑脚板。

　　港大的蔡爱礼医生是台湾人，通日语，日本人把他叫到卫生课去任职。他念及友情，让我妈妈也去上班，好拿一份工资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