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到《萌芽》编辑部当诗歌编辑。1984年，接到上海市青联的邀请，要我参与一次外事活动，接待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日本青年代表团。三千多日本青年应全国青联的邀请，要来中国访问。这次大规模的中日青年友好交流，是中日民间外交的一次盛大活动，举世瞩目。

　　这是我第一次和发生青联关系，在此之前，我对青联一无所知。参加接待日本青年的，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教师，演员，运动员，雕刻家，工程师，商店营业员，真可谓三教九流，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组合。日本青年来访之前，我们汇集在上海市青联，为接待工作做了培训和准备，原来不认识的青年人，很快融合成一体。接待工作既紧张又愉快，我们一起去机场迎接日本青年代表团，陪他们参观访问，参加了中日青年在上海的各种交流和联欢，一直到把日本青年送上火车，挥手告别。这次外事活动，我得到的收获，是交了不少朋友，有些朋友时至今日还有联系。很多年后，当时参加联欢的一些日本朋友重访上海，尽管大家都已人到中年，老朋友重逢时，仿佛又回到了激情洋溢的青春时代。这次活动的另外一个收获，是对青联有了一点了解。这是一个年轻人集聚的团体，气氛宽松融洽，办事却很有效率。在那里，没有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不久后，我成为上海市青联委员，还被选为副主席，这样就有较多机会参与青联的活动。我不喜欢开会，但青联的活动我却乐于参加。青联委员都是各行各业的青年才俊，和他们在一起，学到很多知识，得到很多新信息。最让我感慨的，是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亲切随和，青联委员之间，没有上下级的从属关系，大家坦诚相见，说的是真话，交的是真朋友。

　　1988年，我作为青联界别的代表，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的青联组，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这届青联组的全国政协委员中，有共青团和青联从中央到各省的负责人，也有不少名人，如数学家杨乐，艺术家刘长瑜、关牧村、刘晓庆、范曾，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杜宪，名医张大宁，还有一个来自西藏的活佛。这里的人际关系和气氛，和上海青联是一样的，没有等级观念，大家真诚相待。二十多年过去，当年同组的青联界别政协委员，聚在一起仍然亲切如初。有的人已经是国家领导人或者部长省长，但只要是以青联的名义相聚，就是平等相处、肺腑相见的朋友。

　　青联的最重要的特征，当然是年轻。人到中年，就要告别青联。我退出青联的时候，上海青联开欢送会，要我发表感想，站在台上，回想在青联的经历，百感交集，我背诵了普希金赞美母校皇村中学的一首诗《10月19日》：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引，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母国——只有皇村。

　　青联当然不是皇村，但青联委员对她的感觉，正如普希金对母校的深情。

　　十日谈

　　我与青联

　　明刊《生命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