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正处在变革转型的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和强化社会治理，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习惯，创新工作机制与方法。而在这一方面，法学界则更关注法律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关心司法如何对不法经济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同时又能够充分保障市场的应有活力，维护好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

　　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是，在一个社会的治理体系中，通常可以有经济、行政、法律、道德等多种调整手段和治理方式，法律措施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刑事惩罚手段，虽说颇为“给力”、“痛快”，但其“长效治理”效果却十分有限。

　　事实上，法学界在对待剥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刑事手段时，长久以来都抱着非常审慎的态度，强调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和刑罚的运用，需要采取“谦抑”的立场，只有在作为“最后手段”时，方可动用。尤其是对待经济领域中的越轨行为，司法也应当更为谨慎。

　　法学专家认为，刑事措施的适用和司法的介入，必须顾及各种复杂的社会状况，要分析某些不法经济行为的成因及社会变迁中制度、机制滞后的因素，不能把转型社会存在的某些制度、机制上的固有弊端和责任，全部推向企业或者个人。

　　不少不法经济行为对社会的危害，都具有潜在和间接的特点。由于交织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因素，甚至案件的“受害人”本身都存在失误乃至过错，因此，某些经济行为通常不容易形成像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罪案那样的“公愤”。有些经济违规乃至犯罪的“新形态”，甚至正是改革不到位、不深入、不彻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可能通过重刑去予以遏制，更难以用死刑去加以灭绝，唯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等“社会改革”的方式才能获得解决。这也正是某些重大案件的司法裁决与民众感受出现较大反差的一个缘由。

　　某些不法经济行为的成因，往往也比传统的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要复杂很多。原因日趋多元、综合，也使得不法经济行为中的个体责任有明显的减弱。虽然，我们至今都不能以现实社会中此类行为的成因复杂去排除行为个人的责任，但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又不能不考虑那些来自社会制度、管理体制、分配方式、经济政策之类的因素。毕竟，在综合上述因素后所形成的处罚裁决，才更符合司法审慎的要则。

　　不少法律学者的实证研究已表明，惩罚轻重与不法经济行为发生率的高低之间，原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反比关系。这或许正是造成长期以来司法上“加大打击力度”，但某些涉罪经济案件依然时有出现，甚至长期被认为“打击不力”的原因。

　　在这样的状态下，如果不迅速改变社会治理的传统方式和司法对策，不加速推进社会体系、金融体制及相关资源配置、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和环境建设，依旧寄希望于通过一味加重惩罚、司法“严打”的方法，去控制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的滋生、蔓延，恐怕会非常不切实际。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最终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治标虽不可少，但却只能管控一时和一事。唯有坚持“审慎”司法的原则，合理、适度地制裁不法经济行为，并积极引导、加快体制转型和机制改革，才能减少和消除经济领域中的恶性竞争，建立市场主体及交易活动的诚实信用，实现标本兼治、长远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