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最重要的外交行动 

　　在宏观层面，韦尔斯认为：“如果和平的目标是针对安全问题，那么，本来可以有一线希望谈持久和平的。”“德国人民，”他写道，“过着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谎言已经成为真理，邪恶成为善行，侵略成了自卫。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他们真实的要求是安全，是有机会能够幸福理想地生活，是拥有和平。”“一个非常细微的和平希望，只要纳粹还掌管政权，便只能是草草拼凑一个关于安全和裁军的切实可行的计划。而对这个计划的深度加工需要最高层面的政治家才能，加上远见，勇气和胆识。”韦尔斯在欧洲没能发现这种领导能力：只有受到其他中立国支持的美国具有这种能力。

　　可是，罗斯福对此毫无兴趣。在他与韦尔斯和赫尔在白宫办公室会晤的同时，他的新闻秘书斯蒂夫·厄尔利召见了驻白宫记者，警告他们不要引用“据说是来自权威的，或可靠的，或真实的渠道的消息，而把自己牵涉进去”。副国务卿的报告仅限于总统和国务卿赫尔阅读，厄尔利强调，两人都不会透露半点风声。

　　第二天，总统宣告韦尔斯的使命结束。“他所获悉的情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称，“将对政府对外关系的普遍准则有巨大价值……谨向韦尔斯先生表达我的感谢和感激，他以非凡的机敏和智慧，完全遵循美国外交惯例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使命。” 

　　这项使命就这样淡出了公众视野，政府对报告守口如瓶，赫尔断然拒绝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要求韦尔斯出席听证的要求。两周后，这项使命随欧洲局势的急剧变化而被彻底遗忘。半个世纪后才公开出来的亚瑟·M·施莱辛格的证词是，“萨姆纳·韦尔斯的欧洲之行并非载誉而归”。他既没能延缓德国人发动攻势，也没有削弱轴心国的力量。尽管他的罗马之行使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出现短暂改善，但却难以转变为持久的效益。相反，他的欧洲之行使希特勒加强了与墨索里尼的联系。韦尔斯的使命或许在轴心国和同盟国都引起了同样的惊恐不安。

　　它也在国务院导致了不和谐，引发灾难性后果。韦尔斯的使命加深了科德尔·赫尔的忌妒，并让威廉·布利特成为韦尔斯的死敌。

　　罗斯福从未设想韦尔斯的使命是缔造和平的手段。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未能明确这次出访的界线，而韦尔斯的自行其是使他的使命滑出正轨。当韦尔斯到达伦敦后，随他寻求和谈内容的明确定义时，即使是短暂和简要的，他的使命便转向了高风险的穿梭外交领域。一位历史学家说，“现实总会让人猛然回头”，“当韦尔斯和罗斯福通电话时，总统断然拒绝了美国参与和谈的任何可能性”。韦尔斯对此该负部分责任，但是，最终还是罗斯福该负全部责任。1940年2月到3月，总统的观点显而易见，但他的政策却模棱两可。韦尔斯的使命就反映了这种犹豫不决。

　　作为国内政治策略的手段，这次使命的影响更难衡量。这次使命或许激发了美国人对欧洲事务的关注，与该使命巧合的是，相信美国将会参战的美国人数量急剧上升。很快，这次使命就淹没在欧洲传来的不断变化的消息中。它对美国人关于战争的态度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再次当选的影响微乎其微。 

　　但是，回顾历史，这次使命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变化中起了它应该起的作用。和其他美国外交官不同，韦尔斯能够亲自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面谈，并帮助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他们进行判断。总统偏爱的是对整个欧洲局势的“一个人”观察，而非各种不同的和不相关的报告。韦尔斯内容丰富的报告让富兰克林·罗斯福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欧洲局势。并让他坚信一个贪得无厌的希特勒将很快发动“专制战争”，并且抛弃了柏林即将会出现政权更迭的幻想。这表明，美国如果作壁上观其影响将非常微弱。 

　　最后，韦尔斯使命的瑕疵反映了其代表的政策的缺陷。在随后几个月中，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立场开始越来越清晰和强硬。他所派出的特使的任务同样如此。瑕不掩瑜，韦尔斯的使命预兆着它将是该世纪最重要的外交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