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申君相楚
春申君黄歇（前？—前238），著名的“战国四君子”之一，吴中及上海地区早期的统治者，《史记》中有其列传。但其列传的写法颇为奇特，即在其开始“相楚”以后，转为类似“编年体”的写法；而更为奇特的是，虽然其“相楚”与楚考烈王在位起讫同时，但其列传中“编年体”的纪年，却并不采用考烈王的纪年，而是用其“相楚”来纪年。于是，我们就看见了满目的“春申君为楚相四年……五年……春申君相楚八年……春申君相十四年……春申君相二十二年……春申君相二十五年……”（以下引文除标示者外，均出于《春申君列传》）这是《史记》其他列传中所没有的，即使同为“战国四君子”的其他三君子的列传，也并未采用这种“编年体”，更不要说采用这种纪年法了（除信陵君不曾相魏外，孟尝君曾相齐，平原君曾相赵，但皆不闻有纪年之事）。
春申君与楚考烈王的关系，颇似吕不韦与秦庄襄王的（所以在《春申君列传》中，对照着写吕不韦的兴废，以为春申君事迹的呼应）。在考烈王尚为太子时，时任左徒的春申君，与他一起入秦为人质，在秦同甘苦共患难。当顷襄王病重时，春申君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太子先逃离秦，而后自己又机智脱身。顷襄王死后，他辅佐太子即位，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为报答他，即位伊始，便以他为相（令尹），并封为春申君。他跟吕不韦一样，终于“投机”成功。他刚为相时，“是时楚益弱”（《楚世家》）；而他为相不到十年，“当是时，楚复强”，颇有中兴气象。但同时，他也“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荀子于春申君之“巧宦”颇为洞达，见《战国策·楚四》“客说春申君”条），所以人家要对他说：“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
不过，虽然考烈王形同虚设，春申君“实楚王也”，但无论如何，《春申君列传》不用考烈王纪年，而用“春申君相楚”纪年，这都有点说不过去，至少是很不得体的，颇有点“君不君，臣不臣”的可疑味道。“建号纪年，天子之事；诸侯而僭之，越礼犯分莫甚焉！”（林象德《东史会纲》卷二）倘依此说，则用“春申君相楚”纪年，是僭之又僭了。
但这种“春申君相楚”纪年法，其实并非出于司马迁的手笔，而是应当有别的史料来源。《春申君列传》的“楚考烈王无子”以下，基本同于《战国策·楚四》的同名条；而在《战国策》的该条中，也明白无误地出现了“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与《春申君列传》的“春申君相二十五年”相同——可见它们有共同的史料来源。由此类推，既然此条（包括纪年）有别的史料来源，那么，《春申君列传》中其他“春申君相楚”的纪年条目，虽然在现在的《战国策》里没有对应物，但也应有类似的史料来源。
我们大胆推测，《春申君列传》及《战国策》所共同取材的原始史料，很有可能出自春申君的宾客们之手。“春申君相楚”纪年法的应用范围，应该是在楚国的境内，尤其是在春申君的封地里，更有可能是在他的宾客们中间。他们采用“春申君相楚”纪年法，以拍春申君的马屁，彰显春申君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不用考烈王纪年，也是考烈王形同虚设、春申君“实楚王也”的表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比起其他三君子的宾客来，春申君的宾客实在是“有为”多了。
我们还可以追问，在《春申君列传》里，虽非出于司马迁的手笔，但保留了“春申君相楚”纪年法，那么，司马迁是否别有用意？是否用了“春秋笔法”（暗示春申君擅权，是实际的国君）？“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这种来自实地实感的冲击力，对他是否也不无刺激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
二、经理切火鸡
此时我们忽然联想到，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有一个“经理切火鸡”的搞笑情节，对理解“春申君相楚”纪年法也许不无参考意义。话说在“我”入住的巴尔贝克大旅馆里，经理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有一天，他竟然亲自动手切火鸡了！于是无论在他自己，还是在其伙计们中间，这都成了一件盘古开天辟地般的大事：
一天，他亲自动手切火鸡……打这一天起，历法变了，人们这样计算：“那是我亲自切火鸡那天的第二天。”“那正好是经理亲自切火鸡八天以后。”就这样，这次火鸡解剖就成了与众不同历法的新纪元，好像是基督诞辰，或是伊斯兰教历纪元，但它却不具有公元或伊斯兰教历的外延，也不能与它们的经久实用相提并论。（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
普氏的夸张和比较让人忍俊不禁。粗看起来，他的比较好像极为荒唐，但普氏当然别有用意。普氏视隐喻为揭示事物本质的不二法门，并且主张隐喻双方相距越远越好。创造种种异想天开的隐喻，一向是普氏的拿手好戏。在“经理切火鸡”的场合，他把“经理切火鸡”上升为“新纪元”，一边固然是强调、夸张、讽刺经理的自恋以及此举在巴尔贝克大旅馆范围内的“重要性”，一边也是顺便暗示、反讽、祛魅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立纪元也不过相当于更大时空范围内的“经理切火鸡”而已！（可别忘了普鲁斯特生活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代，他的同胞勒南的《耶稣传》刚把耶稣还原为凡人……）一道智慧之光就这样照亮了本来毫不相干的两个事物，在二者间建立了典型的普式联系，让读者对二者都有了新的认识，取得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其实也正是比较文学的不二法门）。
我觉得，唯其因为夸张得荒唐可笑，所以理解了“经理切火鸡”，也就理解了“春申君相楚”，骨子里它们没有什么不同，具有同样的功能和意义——无论对于春申君本人，还是对于他的宾客们，“相楚”都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是值得上升到“新纪元”高度的——这个正如“经理切火鸡”一般了。
其实，了解欧美习俗的人都会知道，“切火鸡”也绝非那么容易的：操刀者既须是座中之尊者（类“祭酒”），切得均匀也绝对是个技术活。陈平年轻时为社宰，分祭肉分得均匀，遂视“天下”亦为“肉”，自认有“宰天下”之才，后来果然做到了大汉丞相。“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史记·陈丞相世家》）——焉知善于“切火鸡”的经理，就没有“切法国”的“远意”呢？
（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里，写麦琪有一次到姑姑家小住，在她那些表兄弟看来，她简直美若天仙，如同仙女下凡，于是她到来的那一天，就被看作新纪元的开始——以“知慕少艾”为纪年法，比“切火鸡”纪年法还要有趣。）
三、时间的秩序
推而广之，纪年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其实是一种“时间的主权”，一种“时间的话语权”，目的是建立一种“时间的秩序”。大至宗教上的纪元（如基督教纪元，亦即所谓的“西元”、“公元”，又如犹太教纪元、佛教纪元、伊斯兰教纪元），君主登基后的改元，附庸国用宗主国纪元……小至一个人的生日和年纪等等，其实无不是纪年法的应用。新中国建立伊始，胡风心潮澎湃，写长诗《时间开始了》，表示老皇历作废，新纪元开始，活用纪年法，以站稳立场，歌功颂德——尽管新中国采用“公元”，并未建年号与纪元；尽管对于胡风自己来说，“时间”不久就要结束了。
各种纪年法的唯一区别，正如普氏所说，只是适用范围有大小，使用时间有长短而已。比如宗教纪元适用于悠久广大的时空，“春申君相楚”纪元适用于其宾客、封地乃至楚国，“经理切火鸡”纪元适用于巴尔贝克大旅馆……而一个人的生日和年纪，大概只对他的亲人才重要。对于恋爱中的男女来说，如果忘记了对方的生日，尤其是忘记了女方的生日，那后果会有多么严重，相信大家都一清二楚。这是因为，通过记住对方的生日等，你就进入了对方的时间秩序，表示了无条件的臣服；而忘记生日等则意味着“不臣”。“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酒干倘卖无》的这几句歌词，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对方的生日，或者你们相识的日子，就是你的新纪元，“时间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