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终等到的仍是无条件投降

　　美国政府知道，投降条件的问题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美军在对日发动本土作战之前就成功地破译了日军情报密码，截获了大量有关投降事宜的电报。5月，日本最高战争委员会在东京开会。这个委员会由6人组成，人们称之为“六巨头”，包括首相铃木贯太郎、外相东乡茂德、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他们决定请求苏联出面调停，以从美国手中换取更好的投降条件，并在领土问题上向苏联做出让步以作回报。日本最早的几次与苏联的接触使苏联政府相信日本正在寻求停止战争的方法。这个消息并没有让苏联领导人高兴起来，因为苏联并不想违反对同盟国做过的承诺——在1945年8月对日作战。6月18日，裕仁天皇指示最高战争委员会，他希望日本能尽早重返和平。会议一致通过，同意让苏联作为日本投降的调停人，来维持天皇制度和帝国国体不变。

　　7月，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给在莫斯科的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发去电报，向他明确传达了指示。7月12日，东乡再次给佐藤发去电报称：“天皇陛下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但如果美国和英国坚持我们必须无条件投降，那我们别无选择，将拼尽全力去维护大日本帝国的生存与荣耀。”第二天，东乡又发来电报：“天皇陛下终日为当下的战事担忧，战事的拖延会给战争双方带来更大的灾难和更多的牺牲，他发自内心地盼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修改投降条件有利于早日结束战争，但杜鲁门还是听取了伯恩斯的建议。后者坚持认为，美国民众不会容忍对投降条件做出让步。他告诫杜鲁门，如果他妥协，那他将遭到来自政界的猛烈抨击。

　　仅仅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好的政治影响，杜鲁门就向一个已经战败的国家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无论怎么说，这都将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但是，人们依然没有理由认为，杜鲁门要为继续保留天皇付出代价。1945年7月2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华莱士·怀特，向他的参议院议员们发表演说，敦促杜鲁门总统对“无条件投降”作出澄清，以加快日本投降的进程。如果日本忽视或者拒绝总统为投降所做出的让步，怀特说：“我们不会损失更多，也不会有损我们的正义事业。做出这样一个声明只会让我们获益更多。”怀特的同事，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霍默，几天之后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表明支持怀特的请求。霍默对记者们说，怀特·豪斯已经收到了日本的投降请求，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得废黜日本的裕仁天皇。“这已经不是我们恨不恨日本人的问题了。我当然恨他们。但是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个几乎和原来要求差不多的条件，而导致战争再后退两年，那我们又能得到些什么呢？”《华盛顿邮报》6月份刊出了一篇评论文章，谴责“无条件投降”造成了日本民众的普遍恐慌，“这将成为我们结束战争的一道障”。

　　即使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修改投降条件也不是加速日本投降的唯一办法。因为除了这些，日本人还担心苏联会对日本宣战。1945年4月初，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两国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这使日本更加担心苏联将会对其宣战。苏日双方都心照不宣。4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情报人员预测说：“一旦苏联参战，所有日本人都会意识到失败在劫难逃。”5月，日本最高战争委员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当前，日本正在与美、英做殊死战斗。如果苏联参战，将会给帝国带来致命的一击。”7月6日，联合情报委员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代表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敌方形势的评估”报告，该报告被列为最高等级秘密。其中有一段对“投降的可能性”作出评估的文字，记录了苏联参战将会对无望的日本产生的影响：

　　日本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目前军事处境极其恶劣，他们极度渴望寻求一个能有附带条件的投降，但最终他们等到的仍然是不可接受的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目前的基本方针是尽可能拖延战争，尽可能抵抗，从而避免全面溃败，并在和平谈判中捞取更多的谈判筹码。我们认为，相当一部分的日本民众已经认为，日军的完全失败已经在所难免。海上封锁带来的影响和战略轰炸造成的深重灾难，已经导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造成日本大部分重要城市25%～50%不等的建筑物被毁，而且这种情况正在变得更加普遍。苏联对日宣战将最终让日本人相信，日本无力回天，必将完败。尽管少数的日本民众愿意牺牲自己来报效国家，但我们无法确定全体国民是否会被推向集体自杀的边缘。但不管怎样，日本人还是认为，无条件投降等于整个民族的灭亡。

　　对日本本土作战的“没落行动”正在紧张的准备之中，已经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盟军估计此次行动仍将付出重大伤亡，所以希望美国能对日本作出宽大处理。日本的领导人已经准确地认定，盟军将把九州岛作为登陆作战地点，因此加强了那里的防御。连居民也手持竹制长矛参与备战，准备和日军一起血战到底。

　　（摘自自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