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裁缝，做新衣

　　做衣裳，是浙东过年旧俗，也是上海过年旧俗，而且早在腊月到来之前，就要动手置办。因为要“像一份人家”，春节出客，不管大人小孩，衣裳总要里外三新，穿得山青水绿才行。

　　小时候，到旧历十一月，家里照例请起裁缝来，而且要请到家来做衣裳。而且这一做就是十天半个月，管吃管睡。因为不是一家两家的事，所以也像借石磨借捣臼一样，一个裁缝各家轮着转。

　　也许正因为浙东有这种风俗，那里的奉帮裁缝（奉化人为主）很早就特别的出名。上个世纪，奉帮裁缝们又齐来闯荡上海滩，沪上语杂，以讹传讹，竟变成了“红帮裁缝”，让人以为与上海青红帮有什么关系呢。

　　也曾问过外婆，何以要阴历十一月请裁缝呢。离过年近，固然是主因。但也还有其他因素。

　　一则阴历十一月前，家家户户的农活还没干完，不得闲。再则那年头乡下没电，又已入冬，裁缝师傅长时间坐着缝缝剪剪的会很冷，于是家家户户都会在台子底下放一个脚炉，一边烤火，一边热熨斗，齐巧两便。

　　试想，大热天的，在裁缝师傅身边放个炉子，再搁把火热滚烫的熨斗，便不成道理。

　　还记得，这样的做衣裳，主要就是做一家老小的棉袄。棉袄是大工程。其实，所谓的“里外三新”，就是指棉袄的面子、夹里、花絮都是新的。后来人还误以为是指外套、毛线衫、棉毛衫这三样的新呢。

　　浙东人家都很勤俭，说是做棉袄，未必每年都是做“里外三新”的，所以又叫“翻棉袄”。一切要看情况。

　　或面子尚可，或夹里未破，或旧棉絮弹松了再装回去，就只有“两新”或“一新”了。

　　家里有点余钱的，买了点新花，扯了些新布，总是先尽着当家的男人。一件大人棉袄至少要1斤2两棉花，这可是要用完一个6口之家全年的棉花供应票证的，每人2两嘛。

　　艰难岁月里，棉袄的面子只是龙头细布或阴丹士林布，白的，扯来自己染。反正外面要罩罩衫的。夹里也多不用羽纱了，改用仿绸，甚至是旧衣裳拆洗重染了再用。而男人去年穿下来的旧花则重新弹松了，翻孩子们的棉袄时用。因为量小，也舍不得特特会会请弹棉花的师傅，竟是在冬天太阳下面，边晒边自己用手扯松了。

　　我小时候皮，坐不住，满弄堂跑。但这样的事却很能抓住我。

　　首先是染。帮外婆用旧脸盆打一盆水来，直接搁炉子上烧，烧开后，放那种几分钱一包的染粉下去，无非藏青、咖啡或者黑的几种颜色，然后搅匀。把缩过水的衣料放进去，再搅匀。因那染料很厉害，粘手了不易洗脱，所以还要到天井里找根木棍来搅。这样的过程，大人大多觉得不胜其烦，我却是乐到不行。

　　相比之下，扯旧棉絮稍嫌枯燥些。但是扯棉絮时总会有女孩子在，晒晒太阳，说说话，开开玩笑，也就不怎么厌气了。因此，我甚至怀疑，那些旧戏文，如“十八扯”、“纺棉花”等，灵感会不会来源于这里呢。

　　外婆曾问我，你想过没有，这棉花是怎么钻进面子夹里，变成棉袄的么。那时候我已经会做那种丢着玩的沙袋了。先缝好两面，翻过来，再装上沙或者米，最后缝上口子。对啊，那棉袄的口子该留在哪里呢？想不出，实在想不出，只好观摩。

　　原来是留在两腋和领口的呢。

　　但是，裁缝师傅翻转那一下时，老是有意无意地用身体挡着，怎么也看不真。

　　于是就央着外婆在做小人棉袄时让我也来翻一下。果然，棉花钻进去了，棉袄就这么做成了。

　　做罩衫长裤就安静得多，我也只有在一边看的份了。

　　外套的料作也讲究得多了。家父的罩衫，怎么也得直贡呢，家母的，当然要绸缎；裤子么，家父的往往是哔叽，家母则偏爱轧必丁。我们的当然用卡其。

　　俗话说，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尽管大哥每年几乎都有新罩衫做，但我们即便当年不做新的，也要改一改，染一染，弄得像新的一样。

　　接下来的就是无限期待。盼着大年初一的天亮，起床就可以穿新衣裳了！

　　谁说年纪大了，就不期待过年的新衣裳了？

　　心底的心底，依然狠狠期待的呢。

　　闲话当年吃馆子

　　那天中午，去王家沙买馄饨馅。

　　排队时瞄了一眼店堂间，发现所有桌子都坐得满满腾腾，还有四五个人站在人家背后等位子！

　　我一下子被穿越了。

　　这是三十多年前才常常可以见到的情形啊。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文革”刚结束，人称“第二次解放”，大家都兴高采烈，做起事来也都是兴兴轰轰的。

　　但一方面却是百废待兴。即如饮食业，业内前辈曾告诉我，1949年，上海有11000多间饮食摊点。到1976年，只剩下了1100多间，十存其一。所以那时，每个吃食店里都挤满了人。哪怕只是想吃碗小馄饨，也要排很长的队，至于站在别人后面等位子，则是家常便饭了。有时候三五结伴到吃食店，会立马自觉分工。你到账台排队去买筹子，我在窗口排队等着取货，其他几位立即肃立人后，一有空位，一骨碌就坐下去，不容有失。最多的时候，一张八仙桌后面能有十几号人站着等。

　　为分先后，要说出“切口”，叫一声——“看见”。谁先叫出谁先坐。我等男生用篮球或足球术语，把这情形戏称为“人盯人防守”。但有时候又何止一对一，那简直是两三个人的“包夹”啊。为此，还真没少吵架。那年头，男生碰到女生，不管有意无意，一律属于“吃豆腐”。而吃食店又多出双入对的恋人，男生在女生面前最好斗，雄性荷尔蒙一上来，大打出手亦在所难免。另外，即便坐到了位置，吃起来也一点儿不舒坦。背后一寸，便挤挤挨挨的全是人，眼睛都盯着你的碗，你的手乃至你的嘴，很不是滋味。有些过于激动的女生还要“现场直播”：“快快快，倷（你们）到我这一桌来呀，伊（指我）碗里大馄饨只有两只了，快了快了。”叫我如何不恼她。有的人因此而不高兴，也会恶作剧起来，故意拖延时间。我则实在受不了，赶紧吃完离开，上海话叫做“有一脚逃一脚”。

　　噢，刚才还提到筹子来着。

　　那年头，点心店里都用筹子，上面红漆做记号，分别代表各种点心小菜。筹子最早是用竹子做的，1949年前就启用了，用了几十年，我们看到时都已发黑。后来换成塑料的了，圆圆的筹码，有红的绿的蓝的和褐色的，也是分别代表各种点心小菜。再后来才换成了印刷的小纸条，一如医院的挂号纸。其中塑料筹码时代最好玩。因为各色筹码在各家店铺对应的食品不同，有时候是有空子可钻的。比如，在淮海路襄阳路口的天津馆买一只小馄饨的筹码，走到雁荡路全国土特产商店隔壁的店里（店名已不记）就可以吃一碗大排面呢。

　　到1985年，上海的饮食摊点才刚刚恢复到11000多家，算是重振了1949年的雄风，却依然不敷使用。上海的饭店真正实现坐下来就能吃，在1992年以后，至今不过20多年。

　　今天，上海从弄堂口的大饼摊到五星级宾馆的餐厅，总有十万之数了吧。但大家都知道，做饮食业还是有钱可赚的。其原因在于，上海人不在家里用餐的比例还在不断增大。

　　不但年轻人两三餐在外，最讲勤俭节约的上海阿姨妈妈们也时不时地坐坐饭店了。更多的是，人虽宅在家里，叫的还是外卖啊。

　　摘自《上海穿堂风》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