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先睹了汪耀华先生《留存着的书业时光》书稿，分享了他的感受和高见。我不懂书业，但在民进活动多年，结识了一些出版界的会员，从他们这里得到很多教益，也了解了一些书业的情况。

　　我记得耀华兄就对民进的刊物质量、出版界民进组织的建设、民进在“上海书展”期间举办出版研讨会等事宜，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还时常聆听和阅读了他就书业发表的高见，知道他长期从事图书发行工作，主编《中外书摘》，专门研究书业的历史和现状，笔耕不辍，著述丰硕，持续地努力搜寻和整理着书业中正在变迁或消逝的人和事，使它们能够长久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继《阅读纪事》、《上海书业名录（1906-2010）》、《书景》、《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出版空间：理念与实务架构》、《书香圣殿：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1976）》、《留在笔下的新华书店》和《1843年开始的上海出版故事》等文集问世以后，汪耀华先生最近又将出版《留存着的书业时光》，这种真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执著的学术探究精神，令我感动和感慨。

　　知识的传播和接受是文明社会基本需要，书业是历史悠久的图书“产业”，它通过专业性的研制和销售等工作，将图书的创作和阅读联系起来，构成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质量和水平。不可否认，书业面临着诸多现实的挑战。比如，图书的传统作用和地位正在被分解，传播技术和方式的进步，新型媒体的涌现，使人们学习和交流的渠道更多样更有效，越来越多不依赖图书，书业需要采用新技术，开通新渠道，但又需要调整既有的“产品”意识。再如，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图书作为商品，需求成为市场，人们的图书创作和阅读意图更加多样，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追求，共同构成了复杂的需求关系，而且并不总是协调。书业自身的利益意识、自身与社会需求的关系也更加复杂，需要构建一定的操守和规则。

　　凡此种种，既是书业建设中需要正视和应对的问题，也向书业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书业是社会文化的缩影，它变化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重要的社会原因。它变化前后的现象，包括图书、组织和制度，都见证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保存这些历史的记忆，是地区文化建设的任务，也是书业发展的应有之义，需要有人关注和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