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夜光杯》创刊七十载，编者来电约稿。夜光杯！霎时间千条思绪，百种情怀注满心头，竟不知从何说起。略一思量，我和《夜光杯》的情缘竟然也有七十载了。

　　抗日战争胜利第二年的1946年，我在上海一面读大学，一面跨入新闻界，供职于姚苏凤、冯亦代先生主持的世界晨报。它同新民晚报都在外滩附近的圆明园路上，我也就同《夜光杯》编者、诗人袁水拍时相过从。袁水拍当时在外滩中国银行任职，下班后就到近在咫尺的新民晚报编副刊。前辈嘱我写稿，不敢违命，就勉力写些小文补白。记得最初写的是介绍刚出版的胡愈之先生从南洋回国后所作《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书。三十年代的名作家郁达夫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加坡编报，向华侨宣传抗日，影响很大。太平洋战起，日军侵占新加坡，他同胡愈之、王任叔等华人志士撤退到苏门答腊巴雅公务镇，隐姓埋名，开了一家酒厂。当地被日军占领后，由于他精通马来语和日语，出面同日本人折冲，保护了许多当地人士，但也被日本占领军侦悉了真实身份。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终被占领军杀害。此书是胡愈之向国内文艺界的一份如实报告，我向《夜光杯》推荐，也是希望更多的读者了解那位老作家的悲惨命运，了解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本性。

　　从此，也就建立了一个业余作者同报纸副刊编者的友谊和联系。虽然写稿并不多，却一直不绝如缕。解放前一两年，应赵超构先生之命，用“特约文化记者”名义，负责采访一些文化新闻，因而在解放后多年同赵老相晤时，他还热情招呼，说“你是新民晚报老人”，使我顿时有受宠若惊之感。

　　近三四十年，尽管写稿不多，但我同《夜光杯》的情谊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两次投寄怀念旧日师长的稿件，字数较长，竟然都被连续两天刊登，这种例外的特殊照顾，使我分外感激。我本人当过多年副刊编辑，深知版面上必须丰富多彩，短小精干。像《夜光杯》这样八开报纸的副刊，每期长短稿件总在六篇以上，是很不容易的，可见编者的缜密用心。

　　悠悠七十载，情满夜光杯。纸短情长，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