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报北平版1946年创刊，我家订了一份，那年4月29日我在“北海”副刊刊出我的习作《鸟语》，我一发而不可收，到岁尾年头，发了四十来篇小品。除了文艺性的综合副刊，我还爱读社会新闻，以及由总编辑方奈何每天在“鼓楼”副刊上开的每日专栏。大约秋冬之际，我写了一封信去，说在创刊之初，专栏作过一些惊心醒目之论，相当的“硬”，“现在为什么软化了？”希望今后不要让读者“徒唤奈何”。

　　没想到“鼓楼”版把我的来函照登，署名奈何的专栏以《鼓吹软化》为题作出回应。这位总编辑心平气和地从写报章文字的甘苦说起：“兴之所至，写篇文章，是很快乐的，如果把这事情作为工作，已难感到兴趣，再限定某一范围，更要感到痛苦了。十余年前在新北平报按日撰短文，栏题为‘扯淡’，随便谈谈，后来在晨报编副刊，偶然作篇小品，也不过是随笔杂感之类，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生活太愉快了。”接着他说了为文之难，“我最怕写社论与短评，板起面孔说话，而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下，轻了不是，重了也不是，我不愿说废话，同时又不愿平白得罪人。所以抗战八年，我几乎八年没动笔，渐渐养成了怕写文章的习惯。”抗战胜利，他来办北平版，“照例编者要写点东西，我原想恢复我的‘扯淡’，但朋友们以为这名词不登大雅，遂又决定用‘鼓吹’二字以为栏首，其实狗嘴吐不出象牙，鼓吹云云，亦扯淡而已。燕祥君以为本报创刊之初，鼓吹来得相当硬，这是过誉，新民报在后方曾被某种人批评为尖酸刻辣，我是安分守己的人，深知明哲保身之道，岂敢胡言乱语？至于觉得今日鼓吹软化，我却极乐于接受的。”笔头一转，他说：“报纸是属于读者的，读者的言论，是真正的舆论，鼓楼版是预备给读者发言的地方，编者的话，只是抛砖引玉罢了。”

　　这位总编辑不愧是文章老手，你看他一支笔跌宕生姿，既曲曲传出了办报人的艰难处境，又把球踢回给读者了。

　　其实，怪我当时年幼无知，不懂事，这是什么时候？停战协定已经撕毁，内战方殷，当局正加紧控制舆论，你倒好像要怂恿编者学许褚赤膊上阵似的。

　　一位我后来的诗友，当时重庆大学的中共秘密党员康华楚，是重庆新民晚报副刊的作者，他写了不少直面现实、“为事而作”的打油诗。他读工科，却不逊风骚，庄谐并举，犀利泼辣，笔下有新乐府之风。他虽长我九岁，其实1947年时也只才二十三岁，干了一件事，将编者的军，跟我写那封信如出一辙。

　　重庆新民晚报副刊那时一度有关于“鬼”、“谈红”、“扇子”等专辑见报，可爱的华楚兄寄诗来讽刺说：“俗海浮沉未认真，得时休喜失休惊。逢人且说三分话，写稿宜留半点心。几处红楼开夜宴，一时‘纨扇’障风尘。‘夜谈’此夜虚前席，不话苍生话‘鬼神’。”至今还能感到诗中那一股少年锐气。那位编者虚怀若谷，不但原诗照发，连同华楚写在诗前面的“打油诗嘲之，非贺也。敬乞编者先生剪下留情，万勿塞之废纸堆中，反见小气也”，也一起刊出。那位编者可能是张白山先生，是长者，能理解年轻人血气方刚必然带来的性急和莽撞之病吧。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跟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结上文字缘的。到20、21世纪之交，华楚兄将近八旬，每年新春年节，都要写一组诗给友人贺岁，人诗俱老，沉郁醇厚，每收到他的新作，我就转给《夜光杯》及时发表。这样，我们这两个七十年前分别跟北平和重庆两地新民晚报副刊编者心路相通的少不更事的小作者，在垂暮之年，又与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编者“打成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