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住在陕南村，几经搬迁，才搬到了现在的住所。两处的建筑，据说是由同一位建筑师设计的。清水红砖的饰面，外墙拉毛的风格，都很相像。室内钢窗和画镜线的样式，天花板和墙壁衔接的弧线，乃至门上的球形玻璃把手，也都在暗示这种同一性。

　　当年很火的电视剧《孽债》，内景在陕南村拍摄，外景大多取自我们这儿。现在的有些电视剧中，也能看到这种“混搭”的场景。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比如说，陕南村的钢窗是往里开的。我半大不小的那会儿，蹲在窗下猛一起立，就会出现头破血流的一幕。头撞多了，人就笨了。出陕南村，沿陕西南路往前走没几步，当时是一所疗养院。院子沿街的木门上，挂着一块牌子：“狗心当”。 

　　每次走到这儿，我必屏息疾趋而过，心中暗想：真恐怖，狗心居然拿来当钱！——我想不到，这三个字（按写的人的阅读习惯）是要从右往左读的。

　　陕南村旧名亚尔培公寓，弄堂里（旧时无小区一说，统称弄堂）颇有一些名人。王丹凤住在紧邻我家的那幢楼里，我们见到的她，全无明星架子，走在弄堂的小道上，至多只是戴个口罩而已。我家的保姆，有一阵去她家帮佣，偶尔抽空回来看我们时，从不在新主人背后说长道短，我们也绝不会想到去打听点什么八卦——当时的脑子里没有这根弦。稍过去些，是陈叙一先生家，平时我们没有来往。后来有一次，我在巴黎时去机场送人，偶遇他和特伟在那儿转机，蓦然生出他乡遇故人之感，迎上前去和他聊了一会儿。再往前，一棵高大的榆树下住着黄裳先生，他就是在那儿写的《榆下说书》。

　　弄里名医尤多。我家住的这幢楼里，就有好几位。底楼的牙科杨医生，当年从国外留学回来，带来一批好器材。有要人前来就医时，弄堂里会有暗哨出没。二楼的周医生，是仁济医院的骨科主任。三楼的林医生，是部队编制的内科专家，少将军衔，热天常见勤务兵上门送西瓜。四楼的傅培彬医生，是国内有名的外科大夫，做过广慈医院（现在的瑞金医院）院长。

　　“文革”后我去巴黎高师进修，曾小小地接待过傅培彬和邝安堃两位名医。他俩作为医学访问团成员出访法国时，我陪傅家伯伯和邝先生在巴黎街头游览。路过街边的餐馆，邝先生常会驻足细看橱窗上的菜单。看下来，总觉得太贵了些。于是，我建议请他俩一起去巴黎高师的餐厅就餐。我有餐厅的餐券；餐厅按人头收券，菜肴好而不贵。

　　整个“文革”时期，我都在陕南村度过。家里的两个房间，有一个曾关闭三年之久。直到婚事迫近，我再三申请，封条方被撕下。打开房门，只见地板上积尘已有寸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