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蟹肥菊黄，蟋蟀南征北战，余受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田兆元教授相邀，前往该校为研究生开蟋蟀讲座。余在民间虽有蟋蟀教授之雅称，然赴高等学府开课，却是平生第一次，也许国内高校鲜有此类讲座吧。

　　有此幸会，须将历史长镜头闪回到十几年前。斯时每年秋兴，百万南北“虫迷”遥相呼应，蝗虫般奔向齐鲁、燕赵大地，将茫茫青纱帐里的“三王十八将”请入大都市，一俟中秋，便狼烟四起，恶虫搏杀，声震天宇……余趁机摇动秃笔，为“新民晚报”、“报告文学”等十几家报刊撰写“虫迷”耍斗蟋蟀之奇文，被“作家文摘”等20几家报刊转载。

　　余为研究生上蟋蟀课，必须上升到理论高度，否则难以收场。于是，余怀着些许惶恐，缓缓登上讲坛，脱口一句由孔夫子删定的《诗经》中“……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说明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国人已与蟋蟀产生感情。接着，余先高诵白居易借代蟋蟀表达乡愁的名诗：“闻蛩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阳欲雨天。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后低吟李清照咏牛郎织女悲剧的长短句：“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告诉学生们，养斗蟋蟀既是自古以来一种雅俗共赏的民俗活动，更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翘楚。然而，一旦蟋蟀出现在古代文人的诗词中，便罕见“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气概，而是抒发“蟋蟀悲秋菊”、“切切动哀音”的婉约之韵。

　　仅此番亮相，学生们已被余深深吸引。由古人诗词导入正题，余首先阐明自从唐朝天宝年间，伴随着“安史之乱”，蟋蟀被人类捉对厮杀以后，国人玩虫发生了质变，此乃生物、社会发展规律使然，其既反映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亦体现了尼采、叔本华超人哲学的思辨色彩。按美国人类学教授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书中的观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观赏动物竞斗这种需要，是人类文明进化时强有力的一种欲望的表现，也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一节课后，讲座逐渐进入高潮，余通过PPT在屏幕上一一演示蟋蟀经济、蟋蟀搏斗、异虫横空出世等板块，使学生们了解到随着上海城市的变迁，蟋蟀经济应运而生，如旧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虫儿摊档，建国后上海黄陂北路非法蟋蟀市场，上海自1986年首辟的东台路（现为文物市场）合法蟋蟀市场及文庙、曹安、万商等市场场景；改革开放后南北呼应，山东宁阳、宁津等举办的中华蟋蟀节，上海七宝举办的斗蟋擂台赛，以及大江南北多次举办的斗蟋大奖赛等场景，使学生们大饱眼福。演示完毕，学生们群情振奋，掌声雷动，有的还要求重放恶虫搏杀的场面……

　　时间飞快，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下，教室外断断续续传来蟋蟀的鸣叫声，讲座进入最后的互动阶段。一位男生提问：老师，请您解释刚才说的蟋蟀如何做“虫迷”和山东姑娘的红娘？余朗声答道：上海“虫迷”每年去山东购买蟋蟀，住在山东农民开的旅馆里，从而与老板的女儿日久生情，山东妞很自然地嫁给了上海“虫迷”。嘿，齐鲁女子甲天下，她们对“虫迷”丈夫简直是掏心掏肺、无微不至啊！一位教授提问：鲁迅先生为什么说原配的蟋蟀能治愈肺病，蟋蟀究竟有没有原配的？余思索片刻，从容回答：野生蟋蟀没有原配的，它们的“婚姻”宛若人类的原始社会，实行群婚制，除非“虫迷”将秧子（指赤膊虫）捉回家中培养，方能成就“原配夫妻”，但这种温室里的花朵有啥用呢？至于鲁迅先生说原配蟋蟀能治肺病，其实是他老人家的幽默，他明知肺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何况他是学医出身），故云世界上不可能有的原配蟋蟀做药引之难，难于上青天！

　　未几，天幕已呈现铅灰色，凉嗖嗖的晚风穿窗而入，提问尚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