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见我家的墙壁毫无文化，好意送我一个旅游地买的竹编卷轴，上面是一只威猛的国画老虎。我再三敬谢不敏：我草民一个，借虎威何用。朋友笑说，用不着虎威，福气总喜欢的，“虎”者“福”也啊，他有位画家朋友，专门画云，画卖得很好，官员和老板特喜欢，就因为“云”者“运”也。

　　我对国画的了解很有限，朋友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原来许多我看上去觉得俗不可耐的国画卖得那么好，许多画家不论名气大小一个个满脸得色油光可鉴，原来是画讨了升官发财的口彩。如同乡间风俗，画鱼就是年年有余，画花就是花开富贵。

　　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写清初画家八大山人传，比较之下，悟出一番浅显的道理：

　　八大山人因为国破家亡，一生流落民间，在出家、疯癫、还俗、贫病的颠沛流离中成就为伟大艺术家。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其书画在国内外市场成为史上最贵的中国画。不知有多少人指着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养家活口，扬名立万，发财致富。甚至仿冒的赝品之多，使得八大山人作品的鉴别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世上的艺术家各种各样，在艺术与金钱的关系上无外三种：一种是只知艺术不知钱，到了知钱的时候也不知怎样揽钱；一种是既知艺术也知钱；一种是不知艺术只知钱。第二种不必说日子过得如同公卿，第三种靠炒作钻营也可以赚个盆满钵满。最惨的就是第一种了。

　　八大山人恰恰就属于第一种。他早期的书画，供释门里外的师友娱情逸趣，无所谓“润格”。即便有人酬谢，也是给庙里做的功德。他痴迷艺术，却“不甚爱惜”（邵长蘅《八大山人传》），不像今天的艺术家懂得艺术可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他不懂装贴润笔告示，不懂举办画廊展销，他作书画只凭着兴之所至就泼墨挥毫，不讲卖价。市人送他一条鱼，他就画条鱼答谢人家；送他萝卜白菜，他就画萝卜白菜答谢人家。他嗜酒，想得到他书画的人，就拿酒招引他，预先把大量墨汁纸张放在座位旁边。他酒量有限，很快就醉了，一见纸笔便大肆泼墨，或干脆用笤帚挥洒，或用破帽涂抹，然后再抓起笔来大肆渲染，或山林，或丘壑，或花鸟竹石，无不进入妙境（清·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

　　那些随便就得到他作品的人，多是穷书生、小百姓、杀猪的卖酒的，以及僧人。有求必应。对朋友的请求自然更不会推辞（邵长蘅《八大山人传》）。

　　不过，八大山人的“不甚爱惜”，是不可以强迫的。没醉酒的时候，那些他看不上的权贵即便送金银珠宝给他，也得不到他的只字片画。对他不高兴的人，他会举起一柄写了“哑”字的扇子挡着脸，懒得跟人家啰嗦（清·张潮《虞初新志》）。

　　晚年的八大山人“常忧冻馁”，且常常生病（清·程廷祚《先考祓斋府君行状》），不能不鬻画谋生，但书画的卖价却令人寒心。他在回复画商的一封信札中说自己的书画廉价得与一担河水差不多——“河水一担值三文”，一幅八百八十一字的《滕王阁序》，卖价不过“半百开元钞”（八大山人）。但那样的价格，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

　　八大山人曾经借汉东方生的“拔剑割肉……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自嘲和自我安慰，让人心酸，却又让人欣慰。艺术家正是在追逐功利还是专注唯美、出卖技法还是激扬性灵、取悦邀宠还是特立独行上，划分出了平庸与非凡。八大山人品格孤高而笔墨奇逸，其作乃是生命的寄托、心血的物化，这才让后世的许多大师们甘愿也只能匍匐在他脚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