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对于与学生签“守纪合同”或“教育合同”到底是不知情，还是明知其有而隐之，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眼下急于要的结果，并不是校长当负什么责任，而是这种“教育合同”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所推崇和实践？

　　先贤提倡“有教无类”，西人亦提倡“爱的教育”，如今看来，最管用又最省心的教育模式莫过于某些人创造的所谓“合同教育”。

　　合同这玩意，在市场经济时代并不新鲜。它对于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对等约定，符合契约论的基本精神，有利于人们的商业行为更趋公平、理性。其实，各类合同即便发生在生意场上，也是一种对等交易，是双向约定，否则就无所谓“合同”了。而教育，岂能变成对等交易？就算是交易，行文也不能如此霸道，归于“要么服从，要么滚开”之类，只见规定学生必须如何如何，并无对等地规定老师必须怎样履行义务之语。把这当成一种合同，那也只能是“合同”的笑话。

　　至于学校负责人称，“愿望是好的”，我们也只能宁可信其有。只要开学时把合同一签，纪律差的学生无违纪之忧；学习态度差的还可以通过签合同逼其转变学习态度；甚至于对于一些可造之才，还可以直接签上合同，保管他直接升重点大学。从这个所谓的“教育合同”中，不难看出，所谓“类”的确是有了：爱动的爱说闲话的、不懂事爱顶撞老师的、发育好喜早恋的，都不乏制约的策略。合同是学生自己签的，到时候老师只需收紧缰绳，照合同办事即可。然而“教”呢？恐怕基本付之阙如。

　　教育毕竟是一个因材施教、以爱育心、关注成长、鼓励全面发展的事业，这样的道理其实不用再重复了。对于个性万端的孩子，对于需要不懈付出的百年育人大计，实在是无法做到合同一签即万事大吉了。甚至，即使把“教育合同”当成了一种辅助措施，也是一种有类无教的荒唐游戏。而类似的“教育合同”游戏，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已不鲜见。

　　中国青年报 （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