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到贵州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情况调查，被我的同行、那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多年来负重致远，抢救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的举动深深感动。

　　走进荔波县档案馆，大家的目光聚焦在展柜中那些饱经岁月磨蚀，记载着反写、倒写的汉字和花、鸟、虫、鱼等符号的烟熏火燎的纸张上。县档案馆姚馆长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秘的水书。在水族的社会生活中， 诸如婚姻、丧葬、祭祀、营造、出行、农事等活动, 都要依据水书推定而行。年轻的姚馆长是个地道水族人。一次，他从准备当废品卖掉的资料中发现了5本字迹怪异，夹杂着一些符号的典籍，立即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水族秘籍——水书，后经专家鉴定果不其然。

　　水书是水族先民创制的文字，必须依赖水书先生释读才能利用，靠一代又一代的水书先生通过口传、手抄的形式流传至今。水书藏家一般不轻易将祖传的水书外露，加之那年月水书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东西，水书先生就将其秘藏于山洞、屋梁,经年累月，纸张残破、字迹模糊,有的霉变板结、鼠啮虫咬。姚馆长感到，水书不仅是一家一户的宝贝，也是水族的文化遗产，抢救水书刻不容缓。从那以后，为征集水书，他几乎走遍了全县所有的水族村寨，到过每一位水书先生家里。他用流利的水话与水书先生拉家常，声情并茂地为他们唱水歌，还帮他们干农活。他用真诚打动了一位又一位水书先生，有的捐出了13代人保存下来的水书原件42册。

　　为了破译水书, 姚馆长请来了6位水书先生解读翻译。那天，我与其中最年轻、44岁的蒙先生聊了起来。蒙先生上初中时就跟祖父学习水书。他父亲因水书遭受批判,从此再也不动水书。祖父不希望水书失传, 于是偷偷教孙子。在学校里, 蒙先生每当半夜同学睡了,才敢拉上窗帘点上油灯开始研究口诀。他研习水书已有近30年了。如今，荔波县档案馆珍藏水书原件9238册，与有关部门合作翻译出版水书古籍3部，完成水书古籍译著书稿10部，还摄录水书先生诵读水书古籍100册的音像资料，拍摄了水族婚嫁、祭祀等水族习俗活动的影像资料，安装了水书数字化存储管理系统。县档案馆2008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黔东南的锦屏县档案馆，我们看到了用毛笔书写在发黄草纸上的一份份契约文书。档案馆领导介绍说，这就是锦屏文书。锦屏文书是明清以来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形成的以山林契约为主的记录当地苗族、侗族生产、生活的民间契约文书。当年清水江流域木材生产、贸易带动了人流、物流，人们用契约规范自身行为，形成了大量契约文书，被称之为记录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与社会发展变迁史的“活化石”。 

　　县档案馆早在1960年就开始征集山林契约，半个世纪来共征集到3万多件，已抢救修复1.8万余件。档案人员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即便在我们调研时，档案人员下乡征集还要风尘仆仆坐长途车到乡镇，再步行几个小时到村民家。当晚赶不回乡镇，就借宿在村民家。

　　在没有空调、设施简陋的会议室里，听我的同行挥汗讲述着几代档案工作者筚路蓝缕做着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那一刻，我想起了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理念，他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这些普通档案工作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对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矢志不渝的追寻，不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的体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