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看来，上海自贸区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不但是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改革，其改革模式已经渗透到其他领域，需要强有力的法制保障，起到立法引领改革，改革促进立法的作用。

　　“上海挂牌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已有5个多月了，对我们来说时间很紧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这同样是对我们法制建设的要求。”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院长陈晶莹认为，在投资市场开放以及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中，采用了以往所没有的新做法、新制度，首先要总结、凝练五个多月来自贸区建设的经验。

　　应与“60条”对接

　　“下一步要做好两个对接，看还有没有需要我们大胆突破的地方。”陈晶莹指出，一要跟全面“深化改革60条”里有关自贸区建设，乃至国家下一步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路径和要求对接。比如，“60条”里在放宽投资准入里提到，要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放开，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那么这些领域就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下一步如果在这些领域放开，准入条件的制度设置，相应的市场安全和金融安全等，放开以后风险的可控度等，我们的政策能不能跟上？

　　她特别提到，“60条”里明确下一步要推出统一市场主体的制度，就是说不论是内资、外资、国资、民企都在统一的起跑线上。“这样的制度需要在自贸区对接、制定相应的制度。”陈晶莹表示，“60条”是按照我们国家下一步经济发展总目标设计的，兼顾了在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我们为什么要建设自贸区的考虑，事实上，自贸区内形成的注入工商登记认缴制、年检变年报公示等将在全国推广的制度都应该与“60条”对接，而法制方面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考虑。

　　立法要有“前瞻性”

　　陈晶莹认为，自贸区立法需和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双边、多边谈判中涉及到的国际通行规则和条款规定相对接。

　　“我们作为一个主体国家，一旦跟周边、多边国家谈判签订协约后，就必须遵守里面的规定。”据她介绍，一般FTA条款里都会涉及市场准入、投资保护、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机制等，缔约双方要给国民待遇，“上海作为国家战略的自贸区，应该站得更高，未来是个范本，要考虑跟目前国际条款相对接。”

　　“自贸区立法要有前瞻性，”陈晶莹认为，自贸区法制体系要遵循“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这就要求法律法规要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对接，并实现事权和立法权的相关联。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最好有商务部等相关中央部委的前期参与，根据中国在双边、多边贸易协定中的国际规则，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知识产权等方面从高起点全盘考虑，为下一步上海自贸区深入改革打通“经脉”。“谈判中会涉及到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投资保护条款、准入条件，如果现在立法不考虑，将来的法律法规还要修改、调整。”

　　另外，陈晶莹强调，从法学的角度讲，要考虑到“合宪性”的问题。“目前自贸区制定的法规、条例等需要考虑到和上位法之间的关系。” 

　　内容程序透明化

　　说到负面清单，陈晶莹表示，这对投资管理模式推进来讲，对于东道国来讲，要求很高。“作为政府只能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限制条件，清单之外得放开。对外国投资者来讲，更容易作出是否投资的抉择。”而要保证负面清单有效运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透明度。

　　“所谓透明度，就是采用负面清单以后，相关的国内的法规、条例等等，包括执行的程序、规则都得公开、透明。”陈晶莹说，在这方面，我们有好多东西是没做到或者目前情况下做不到的，“只有做到谈判中的、国际通行规则中的透明度的标准要求，这样的上海自贸区的投资环境才是良好的，才能够更好地吸引投资者。”

　　透明度也包括法规条例的透明度。“比如说2014版的负面清单要实行，投资也好、金融也好放开后的风险要可控，就要有相应的、有效可行的监管制度，而这就是下一步是要花大力气去做的。只有监管不断完善，健全了，负面清单才可能更开放。”

　　“不仅要把立法公开，法律法规的内容透明，包括如何来执行的程序条件等也得公开透明，这个是国际通行规则，要求作为主权国家得承担透明度的义务。”陈晶莹坦言，目前我们在透明度上还有差距，外国投资者只看到某个领域我不能进来，但如何进来设业展业，还说得不清楚，这会让一些投资者做决策时止步不前。

　　把握好三条线

　　“自贸区立法是个系统工程，一定要有顶层设计。”陈晶莹认为，目前多头立法、各自为阵的情况较突出，应把握好三条线——

　　● 加快制定区内综合管理基本法，建立区内区外互动对接的法律协调机制，制定区内综合执法条例，明晰自贸区法庭的功能定位，提供多元争端解决机制

　　● 适用金融创新、投资市场开放乃至新型贸易业态的运作、服务贸易市场的放开等发面的立法。比如对央行“30条”的制定

　　● 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后，相应的旧法、老的法规条例要调整修改甚至废止

　　“制定中既要考虑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又要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结合实践经验，增强在双边多变谈判中的话语权，反过来这种谈判又倒逼我们加快改革，这两方面的互动很重要。”

　　陈晶莹还提出，应当推出相关法规条例的英文版，同时要配备熟悉英文、熟悉国际规则，熟悉法律的团队。

　　本报记者 叶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