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30余万字的长篇《繁花》，发表在刚出版的《收获》长篇专号。这部别具一格的作品可以说在技术上基本退回到了话本小说的状态，其着重表现的是上海人的讲话，而小说的叙述成分却被压到最低。尤其“现在”部分，写得最多是一群人碰头，往往无啥要紧事，无非是吃饭、讲话乃至吵架。但作者却可以写得精彩纷呈。原来上海人讲话，有得可写。

　　随便举小说一节。一群人到“夜东京”吃饭，围坐一张台子，其中菱红带来的日本男人，一句听不懂坐在一旁。玲子讲了芳妹跟算命大师打闹过的经过，大家议论讲包养，讲牢骚，与日本老人逛花园饭店趣闻，塞班岛陪酒经历，最后菱红跟小阿嫂吵起来了，惹得葛老师拍台子光火。总之，密集讲话的接力，表现了常规写作极少注意到的生活真实面。太阳底下无新事，生活如此琐碎，这帮人一开腔，天南地北，一点不枯燥。

　　写城市，尤其写上海和上海人，让人物开口就难了。上海的作家与读者，已习惯一个消去原声的上海，与外界交流，必配翻译版语言——写作以沪语为主，几乎不现实。沪语只在本埠口语中存在，无法成为全国读者能了解的语言载体。与书写脱离，沪语不可避免地停留于日常世俗的层面。因此上海作家大多是“双语”的，经过长期的训练，说和写的分离已融入本能，不再有障碍。评论家郜元宝有“上海文学某些超方言的地域文化色彩”一说，指“上海作家在写作中用普通话模拟上海话的琐细平滑已经非常到家”。

　　但是《繁花》用了沪方言短句精粹，多为上海人物，也听到别地口音，阿婆讲绍兴话，理发师傅讲苏北话。北方人讲北方话……归根结底，人物恢复到本来的状态，本来如何讲，就讲出来。但外地读者，照样看得懂，作者细心选择了合适书面的语言，结合话本小说的古老体裁，焕发活力。任何内容，只要有意思，就让人物去讲，将时空内外，统统一网打尽。无数人讲天讲地，每人有机会开腔，材料包罗万象，琳琅满目。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心一笑，觉得作者像是在耍宝，信手拈来，几乎能想得到的本地“土特产”，全都能被带到小说里来。

　　《繁花》有一个频繁出现的词，“不响”，多少次？将近一千次的“不响”。当然不会有一千种含意，但是结合上下文，一个“不响”表达了差别细微的指向，也可让看到人物的态度与神情：装糊涂，尴尬，不悦，撒胡赖，忍耐，逃避，高高挂起，道貌岸然，等等。老上海对这个“不响”肯定是心领神会的。这究竟是方言表现力的丰富，还是词汇的使用上的缺失呢？但我更看重的是这个词的两个音节。出现无数次不一样的涵义，这是我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看到，可以细品字面后意味的一种提示，最先触动的，其实是读者的听觉。

　　但有时，比方听到周立波唱：“中国猿人，背起箩筐，上海音乐厅，大光明。”心里晓得，并无具体的意思，但听到了，会唤醒声音的记忆。不少传统的特殊声音，像这句唱一样，消失很久了，或渐渐地被放弃。

　　如今的小朋友，还会讲，某某人“不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