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父母亲都在单位上班，让我在里弄食堂搭伙好几年，至今对食堂的印象记忆犹新。

　　那时，办食堂很流行，工矿企业办的称为伙食团，居委办的就是里弄食堂。搭伙者按一比一价格买好代价券和饭票，再加些搭伙费，立即可以使用，非常方便和公道。只是食堂从周一供应到周六，星期天休息，各家自行开伙。

　　我搭伙的食堂离家很近，穿过马路，路经菜场，走进弄堂右转弯，迎面一幢门牌为6号的石库门底楼就是食堂。进门有个小天井，停放着一辆称为黄鱼车的三轮货车。客堂砌成前后两间，前墙开窗卖饭菜，墙后就是厨房。东西厢房各放几张形态不一的粗木桌椅，尽管参差不齐，但是，被碱水刷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食堂卫生工作搞得好，严格按照操作规则，菜肴烧熟煮透，碗筷高温消毒，若是不放心，可以自带碗筷。我搭伙好几年，从来没有发生过食物中毒。

　　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女性，只有一位身材高大，长着络腮胡子的哑巴男人，我不知他的姓名，随众叫他“哑巴哥”。哑巴主要制作馒头花卷等面食，还要踏三轮车运输。整天脸无表情，埋头工作，只有遇到熟人，才会主动微笑。食堂阿姨待人热情：“阿弟，今天带鱼叫关新鲜，侬吃红烧带鱼吧。”“外婆，毛豆烧丝瓜邪灵（很好），来一客吗？”哑巴不会说话，但是，看见熟人买到价廉物美的好菜，他会眉开眼笑跷起大拇指，甚至还会从嗓子里发出声音，虽然谁也不懂他的语言，但是理解他善良的心意。有人说，哑巴必定聋子，可是，这位哑巴却能听见声音。要不然，大家表扬他时，他怎么会腼腆地涨红脸，低下头呢？

　　暑寒假，食堂搭伙的孩子更多了，小伙伴们有个特征，每人头颈里挂把开门的钥匙。中午，不约而同走出家门，呼朋唤友，三五成群，蹦蹦跳跳直奔食堂，嘴里还唱着沪语儿歌：“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咪西咪西吃冷饭……”

　　我从小嘴巴馋，专挑好菜吃。所以，不到月底就捉襟见肘，缠着家长要求补助。妈妈批评我：“越睡越懒，越吃越馋，向小朋友学习节约点。”我却强词夺理：“没有吃过的菜，总归要尝尝的，尝过味道，下次就不买了。”我佩服有些小伙伴会算计，到了月底，居然还有多余的饭菜票，可以买只刀切馒头啃啃。馒头加了糖精，甜丝丝的。小伙伴边啃边夸张地朝我炫耀：“馒头味道实在好，又香又甜呱呱叫……”气得我火冒三丈，口水却不争气地直流。哑巴哥看见了，朝我眨眨眼，从厨房取出半只馒头往我手里塞。哈哈，这下我也神气活现了。

　　要不是亲眼目睹，我不会相信哑巴哥竟然会打人。那是“文革”中，菜场有位年过半百的女营业员，其貌不扬，脸上老搽着厚厚的鹅蛋粉。有一次，她把一角纸币塞进口袋，造反队立即召开批斗会。正巧我路过，看见造反队头头在批斗会上算账：“按每天贪污公款一角计算，一个月就是3元，一年合计36元，这个女人工作已有10年，起码贪污了360元呀。”说着，他操起木棍朝那女人打去，顿时鲜血直流，惨不忍睹……谁也没想到，在场的哑巴哥愤怒得像头雄狮，猛地冲上前夺过木棍，嘴里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不知谁说了一句：“造反队也太过分了，连哑巴也打抱不平了。”顿时作鸟兽散，批斗会不了了之。

　　1976年，我母亲突发脑溢血，需要立即送医院。我急忙奔到食堂借三轮车。正巧，哑巴踏着车子准备外出，见我含着眼泪借车，立即把钥匙交给我。邻居们帮我把母亲送到医院抢救，可惜已经晚了。我母亲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快去……把食堂……三轮车还掉。”说罢与世长辞。我遵母命，把三轮车交到哑巴手里，也不管他能否听懂，把母亲遗言重复一遍。哑巴木讷地点头，突然泪水夺眶而出，嘴里又一次发出听不懂的声音。不过，这一次我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走了……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