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要为天下奇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工夫去阅读和了解。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之初，和其他农家孩子没有两样，不过是略识之无，为谋生之备。他当时的读物，无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论语》《孟子》《诗经》等经学典籍，以及《左传》《纲鉴易知录》等史传著述。在韶山纪念馆，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论语》《诗经》，封皮上有他小时候的亲笔签名。这是他一生留下的最早阅读痕迹。此外，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关于私塾时期的阅读感受，毛泽东在晚年多次谈起，说是“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 

　　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走上水的农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泽东培养成种田的好把式，最好像自己一样，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识些字，有纠纷能讲出道理；会用算盘，做生意时不至于吃亏。这种安排，使毛泽东在读了六年左右的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学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田上面。 

　　直到读郑观应那本他“非常喜欢的”《盛世危言》，知道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才使毛泽东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人生未曾远行，便有了新的遭遇。连铁路、电话都未曾见过的毛泽东，有了新的梦想，开始把读书与立志连在一起了。 

　　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抄写了一首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6岁的毛泽东，此时未必清楚志向究竟是什么，但以“学”立“志”，且志在四方之意，表达得很明白。 

　　从1910年秋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近9年时间，除当兵半年，自学半年，他主要在学校读书。年龄比多数同学要大，社会经历也丰富一些，这使他在读书问题上多有主见。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是说源于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是说他和同学们谈论“立志”，常称“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把“读奇书”当作了成为“奇男子”的关键条件。 

　　在他的心目中，所立之志，相当程度上要靠读书才能接近和确定，由此宣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1915年22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阅读生涯，曾私下做过一番设计。同年6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表示要效法康有为自称的阅读经历，即“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由此觉得，目前学校的教育方式，不能满足自己这个要求，很是苦恼。经过反复权衡，他还是认为古代书院那种主要靠自学的方式更好。9月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自己要退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去自学。所谓自学，就是找一个深山幽静处，“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涉其新”。这番表白，透露出他对传统书院闭门求学方式的期期向往之心。后经朋友劝说，他才打消退学念头。毛泽东后来对学校里“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一直不满，从这里倒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真正的阅读，不只是精神消费，也是一种精神生产。有两种阅读情况：一种是像收购废旧物质的商贩，把一些现成的别人用过的二手货拿来即可；一种是深入地下矿井的工人，靠自己去开掘和发现丰富的一手矿藏原料。崇尚自学的毛泽东，显然属于后者。 

　　求学是为了立志。毛泽东求学期间要立的“志”，又是什么呢？ 

　　从他留下的文稿来看，最早谈到的是“修学储能”，即为未来干事情储备知识才能。这和今天的青少年学子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但很快，他的读书追求便超越了这个目的。特别是在经历了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乱局后，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说无才无能，甚至是有大才大能，但“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看来，光有才能智计，终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他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封长信，对修学到底应该储什么“能”，读书到底应该立什么“志”，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他说：今天许多人读书立志，说是将来要当军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于对成功前辈的羡慕，模仿别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据“宇宙之真理”来“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么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泽东说那个东西叫“大本大源”。 

　　“本源”这个概念，源自朱熹，为近代湘学士风所追慕。说起来很虚玄，其实很有些像黑格尔说的那个“绝对真理”。要找到这个“本源”，途径在“倡学”。也就是说，读书的目的，在于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青年毛泽东很敬佩曾国藩。曾国藩谈论本源，说“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把没得本源的人，比喻为“秋潦无源，浮萍无根”，意思一脉相承。毛泽东甚至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许多人对此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正是在给黎锦熙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当时敬佩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并且能够用“本源”去“动”湘军之“心”，“动”天下人之“心”。也就是说，他能够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感染天下士子。毛泽东所敬者，即在此耳。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近人当中，康有为“似略有本源”，无非也是看重康有为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这样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会的目标理想。特别是其“大同”理想，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泽东当时的社会理想，恰恰也是让人人“共跻圣域”，“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和康有为的想法比较接近。直到1949年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把康有为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说他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读书要为天下奇”，所“奇”者，就在这个“本源”。明了这个目的，毛泽东表示：“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所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毛泽东当时探讨“本源”的切入点，是人心。为此，他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真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再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他在1918年4月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就把寻求学术真理，以动天下之心的目的具体化了。 

　　从寻找“本源”到“改良学术人心”，是毛泽东早期独具特色的阅读追求，是一条不可小看的伏线。他后来那样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思想意识，或发端于此。 

　　怎样才能找到“本源”，毛泽东的思路是比较清楚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谈论“本源”的信中讲：“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为求“本源”，他求学时期下功夫读的书，首推经史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