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肃官场四风

　　乾隆晚年，吏治懈怠，宠臣和珅专权擅政，贪污勒索，结党营私，罔顾廉耻，朝野上下“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得以亲政。其第一件大事就是要铲除和珅，恢复朝纲。正月，颁发谕旨，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列数“贪纵狂妄”之罪，扳倒和珅。抄其家产约二亿六千万两，仅白银一项就有二百万两之多，相当雍正朝一年国库储银的十余倍，还不计珠宝、字画、古玩、田产。嘉庆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整饬吏治。

　　康、乾朝晚年有相似之处，吏治懈怠，政务废弛。雍正、嘉庆继位的初政自然是整饬吏治。雍正以铁腕整肃除弊，嘉庆既无实力，也乏魄力。以注重个人品德修养，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嘉庆，选择了勤政修为的吏治之道。

　　《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嘉庆亲政当月便“下诏求直言”。为广开言路，嘉庆作了两个决定：

　　为直言参劾和珅获罪的御史曹锡宝、礼部侍郎尹壮图昭雪平反。称“曹锡宝独能抗疏执奏，殊为可嘉，不愧诤臣之职。”曹锡宝因被贬而忧郁成疾，含冤去世。嘉庆追赠其为副都御史。称尹壮图“似此敢言之臣”，即赏给事中衔，回籍侍母。

　　恢复雍正朝的密折奏报制度，“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封章密奏。”内阁各部院及各省督抚藩臬奏事必须直送御前，不允许“另具副封”通知军机大臣。

　　嘉庆的决定是向朝臣发出二重信号：以先朝为鉴，臣工均“有奏事之职”，陈言奏报，“以关系政治，纠劾贪污为要务”，令人尽言，而不复以言罪人；嘉庆将亲政直接处理事务，以防重蹈和珅之类擅权乱朝纲之覆辙。

　　整饬吏治的前提是起用品学兼优、力以简政的能吏。关键在掌握政府实权的军机处。乾隆晚期有规定，军机处各满汉章京均由军机大臣，实为和珅选定。嘉庆废旧规，立新政，“军机章京职事较重，岂有转不带领引见之理”，特规定满汉章京，应“择其人品端方，年富力强”，“候朕简用”，由“朕洞鉴”考察、决定。整饬吏治先从政府要害部门着手，慎用能吏，罢黜庸吏。

　　康、雍、乾的初政重在治国，嘉庆整饬则重在修为。在嘉庆心目中，能吏须要实政、勤政、倡廉祛奢。由此，嘉庆下令“四禁”整饬。

　　一禁铺张奢靡之风。清代官场十分讲究官仪排场。凡大员因公外出，随从寡众按官职大小而定，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车马辐辏，前呼后拥。下属官员须按官职等级规礼接待，精心安置下榻公馆，送迎酒宴。兴师动众，服务于高官大员的人力、物力远超过随从之数十倍。地方衙门的支出大半消费在接待公支上。铺张奢靡风气习以为常，不以为耻。而官场之礼仪已成为考量地方官员能力和德政的一种标准。嘉庆十分反感这种奢华的官仪。亲政的当年，便作出规定，内阁大臣及各省督抚、藩臬道员下府县视事，以去繁从简为要，不以规礼奢靡为荣，“自当轻骑减从”，凡过境的官员，一律不准“遣人迎送”。

　　嘉庆要取得祛奢之实效，还将整饬之剑指向内宫。内务府每年均有修缮行宫及避暑山庄的计划。尤其是好大喜功，崇尚虚荣的乾隆。南巡六次，在各地修建的行宫花资甚巨。每逢回盛京祭祖谒陵，势必修缮夏园行宫。为尽显皇家之荣耀，修缮装饰如新，竭尽其豪华。嘉庆亲政，内务府再奏请修缮盛京夏园行宫。嘉庆不准，并借机发挥了一通：历来先祖习勤淳朴，按满洲祖先习俗，凡巡幸所到之处，一贯是携带毡庐帐篷，随地支立行宫，从无建盖行宫之事。现夏园已添建行宫，若再加以修缮，势必“踵事增华，凡跸路经临之处”，又将“概增行殿，开奢靡之渐，忘勤俭之遗，劳民伤财，于风俗殊有关系，朕甚不取”。老祖宗立帐为宫，已是时过境迁，借题发挥有华而不实之嫌，但重提祖宗倡俭之习，示戒好大喜功、虚荣之俗，则是其真实的意图。言必信，行必果。嘉庆下令将正在运往京城，修缮行宫的叶尔羌大块玉石，“即行抛弃”，“不必前解”。嘉庆的决定存有瑕疵，为祛奢而抛弃名贵玉石岂不浪费？矫枉过正虽是情绪冲动所驱，但其禁止奢靡之风的决心确实可鉴。

　　二禁古玩宝物呈贡之风。乾隆后期，京城官场盛行古玩字画呈进之风。凡外省督抚进京觐见，或逢庆典节日必进呈珍稀古玩、名贵字画，以邀宠信。京官也效而仿之，以古玩宝物纳结权贵，勾连人脉。呈贡之风愈演愈烈，逐渐漫延至地方，成为清代官场交际的潜规划。而古玩字画常常成为高官行贿、索贿的重要猎物。和珅被抄家财中甚多玉器、古瓷、名字画。呈贡之物，皆非耗己资所购，督抚、京官大吏下而取之州、县，州县又必取之百姓，敲诈勒索，巧取豪夺，鲸吞民之脂膏。上行下效，此风加剧了官吏腐败。嘉庆下发禁令，“嗣后概不许呈进”，违者“以违制论，决不稍贷”。肃亲王永锡自恃皇族，却顶风犯忌。三阿哥绵恺被准入上书房上学，永锡按惯例让本府太监进呈玉器、如意以表祝贺，笼络感情。嘉庆获悉后即降旨严加查处。革去肃亲王一切行政职务，交宗人府看管，并召集各亲王、郡王面训，引以为戒。处置肃亲王，看似有点小题大做，但严肃纪律，以正视听，改观朝臣积习甚深的呈贡之风，应该是明智之举。

　　三禁京城设戏园，高官养戏班的享乐之风。官吏懈怠政务沉湎于声色犬马，被当作“太平盛世”的景观。京官迷恋戏园捧“戏子”为乐，“征逐歌场，习俗日流于浮荡”；高官则在署衙内自养戏班，奢靡妄费；地方官吏借口年节，雇觅戏班，寻欢作乐。湖南布政使郑源的贪污案败露，其供词中便有“喜庆宴客”，招戏班演唱作乐一条。民间戏班是借此谋生计，而官衙自养戏班纯属取乐，“旷废公事”。因此，嘉庆规定戏园迁出京城，其城内戏园“一概永远禁止，不准复行开设”。“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不许自养戏班”，地方官吏“以肃官患，而维风化”。御史景德为讨好嘉庆，在其五十寿辰之日，申请在京城内演戏十日以表庆贺。此奏立即遭到嘉庆的痛斥：“朕轸念民艰，旰宵莫绎，即值旬庆之年，亦必将胪祝靡文，概行裁抑。”“景德竟敢以此言轻为尝试，其视朕为何如主耶？”景德意欲献媚取宠，实是挑战嘉庆的整饬，其结果自然招致惩处，被革去顶戴，发往盛京关外“派当苦差”。

　　四禁疲怠玩忽之风。疲怠玩忽已成清王朝官场之顽疾。若说，送礼、敛财已成为权力寻租的官场潜规则；懈怠、麻木不只是暴露伦理的缺失，更是一种消极腐败。清朝常见各地奏报被内务府扣压，拖延成习；逢“破日”、庆节，文武大小衙门竟然自作主张，休政放假，玩忽渎职。如嘉庆六年，内务府议处御膳房管理大臣的奏折竟拖延四十天之久。有时，嘉庆去台校阅，各部衙门既无奏报，也不进朝，自行放假，惰散成习。至于各省官员玩忽渎职更是屡见不鲜。山东巡抚和宁对本省发生蝗灾，竟以下情不明而敷衍塞责。直到和宁任满离职，新任巡抚据实奏报，才知蝗灾已遍及山东五十余州县。嘉庆以内务府拖延奏报、和宁渎职之事，对内阁各部作了次集体训示：“诸臣等任意偷安，在家晏起，畏避早寒”，“积习不改，殊属怠玩，不知振作”；今后“臣工以事为戒，勤于政事”，“毋得狃于晏安，致干咎戾”。

　　嘉庆禁“四风”是动了真格，处罚违规的亲王、高官并不手软。这对整饬吏治起了一定作用，奢靡、懈怠之风稍有收敛。显然，嘉庆整饬吏治有着很深的“和珅情结”，其整饬路径、举措均出自对和珅这一反面教员的省思。虽说，整饬吏治颇为热闹，对腐化官场的歪风有一定的抑制，但毕竟尚未触及根本，只是对乾隆晚年政务废弛的一个修补而已。

　　（摘自《清史明鉴录》 中西书局201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