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幼时随爷爷从南汇来到市区，开了一个皮鞋小作坊。父亲做生意讲诚信，在顾客中结下了很好的人缘，短短几年小作坊就发展成了一定规模的皮鞋厂。父亲的大名叫顾宝卿，所以取名为“宝记”（“文革”后改为宝屐皮鞋厂）。1956年公私合营时，宝记皮鞋厂已在同行业中名气甚响，“飞机”、“金鹤”牌女鞋，让女同胞足下生辉。1978年，卓琳随邓小平赴美访问前，也特地来厂里定制皮鞋。 

　　父亲是个工作狂，为了节省时间，他把家从成都路迁到了当时还属偏远地区的天钥桥路，这样离马路对面的厂区就更近了。 

　　父亲长得很帅，身板笔挺，单眼皮，目光炯炯，鼻梁高耸，嘴唇微薄，却透着一股坚毅的力量。《追捕》在中国大陆热播后，许多人跟我说：你老爸就像那个沉默寡言的高仓键。是的，我发现高仓健的举手投足真的像极了我的父亲。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私方厂长的父亲经历了多次运动，但因为人缘好，都能平安度过。但“文革”一来，厄运难逃。在厂里，父亲不断受到批斗，每天上班扫地、冲洗厕所，还要踏着黄鱼车提货送货，车子总装得满满的，车轮子咯吱咯吱地响。有一次我在路上偶然看到父亲在踏黄鱼车，他佝偻着身子，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踩踏。我上前推了一程，他发现后，马上用目光制止了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的两行热泪顿时涌了出来。 

　　其实，父亲与许多爱国爱企业的实业家一样，从心底拥护党和政府，五十年代国家困难，他主动把自己的工资从245元减到180元；当年区里、市里乃至国家需要捐款或买国债，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父亲曾自豪地谈起他作为民建委员、工商联代表还参加了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的往事。 

　　晚年，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他把子女叫到身边，郑重其事地提了两点要求，一是遗体捐赠，二是海葬，和母亲骨灰同归大海。看到孩子们哭着点头，并最终在遗体捐赠书上签了字，他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