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大家王国维在1925年所作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演讲中曾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他将晚清以来学术新发现与学者研究成果总结为五项，分别是：殷墟甲骨文字、西域汉晋简牍、敦煌石室遗书、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在这些学术研究新领域中，能导夫先路，开辟法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就是集搜罗研究与出版传播于一身的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光绪间与蒋伯斧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后入京城，任学部参事官。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亡日本，从事学术著述。1922年12月，已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大婚，满清封建遗老纷纷伺机“入贺晋见”。归国三年的罗振玉也被破格召见，溥仪书赠“贞心古松”匾额，使其感恩涕零，改号贞松老人，并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政治前途完全托付在溥仪身上，以致“九一八”事变后，逆历史潮流而动，参与建立“满洲国”的活动，出任伪满监察院长、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遭人唾弃。

　　罗振玉因政治生涯中无法洗刷的污点，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国内史学界批评贬责，被学术界漠视回避的境地。然而作为以继绝传薪为己任，治学有方，甚至不惜巨资来抢救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代学术通儒，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所做出的贡献是不能因人废言，也不应被抹杀的。罗振玉身处古文物迭出的年代，毕生寝馈书丛，一生著作多达一百八十余种。涉猎品类之丰富，学术研究之超前，刊布图籍之浩繁，在近代学术界罕与俦匹。罗振玉除了开启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一代学风之外，他在商周青铜器、熹平石经、六朝碑刻、古明器和古代印章等研究领域，也耗费大量心血，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其中在古印研究方面，辑有《郝连泉馆古印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凝清室古官印存》、《西夏官印集存》等谱录近十种。

　　罗振玉曾称：“予之于古印玺也，嗜之最早而得之恨晚。”他十五岁时，“尝以百钱，从持竿售旧物者手，得汉人私印一，爱其深厚古穆，佩之衣带间，斯须不去身，此予有印癖之始。”罗氏志于印学，在京师时即从冷肆及山东估商处购得古玺印逾千方，选其尤精者辑成《罄室所藏玺印》。至1915与1916年，在日本又将新获古印分别辑为《赫连泉馆古印存》与《续存》，首次指出古玺印中的“得志”、“敬事”、“上明”、“富生”、“宜有千万”为成语印，并以学者的目光，总结出辑藏古玺印对补正官制之讹、纠正史志之谬、扩充字书之阙等八大益处，颇具学术意义。

　　在崇尚秦汉玺印的时代，因隋唐以来的官印不论在篆法体系、印章风格与印面尺寸等方面，均已颠覆了周秦两汉传统印章的制作、技法乃至审美趣味，被认为是古印中之末途，一直不被藏家们所注意。稍后的西夏官印更因文字识别的障碍，使收藏者束手无措。然而考据功力深邃的罗振玉，敏锐地观察到隋唐官印同样具备考证史志的学术价值。他广为搜求，于1916年将所得的二百八十余钮官印辑为《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开创了隋唐宋各朝官印专谱之先河。此外罗振玉与其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皆为西夏文字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他根据楷书印款中的文字与年号等特征，辨别出西夏官印三十三方，于1927年辑成《西夏官印集存》一册，成为印学史上断定考证西夏官印的第一部著作，对研究西夏民族文化史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