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1977年，原本想着扎根农村的弟弟金果临心思也“活络”起来，可以熟练画出光芒万丈的天安门形象的他，感觉自己的临摹画还不错，于是决定报考美专。“报考的时候自己带好作品到上海师范大学，把作品交给报考组，因为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去的时候我自己信心蛮足的。”

　　到了学校里，正好碰到原来弄堂里的一个同学，这个专修美术的同学让金果临给他看看自己的作品。虽然对方完全没有对他的作品发表一个字的评价，但看画时的动作神情已经让金果临的心凉了半截。

　　当同学自豪地拿出自己的作品时，金果临意识到自己的方向选错了：“打个比方，我的作品就像小的硬白纸，他的作品像是宣纸，两相对比，一看就知道不一样，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在那个时候，金果临已经料到了名落孙山的结果。

　　高考落榜之后，金果临在农场继续他的知青生活，但心中已经有了返城的想法。这并不奇怪，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在外的游子倦鸟思归成了此刻年轻人中的主流“思潮”。

　　“在农场正好有一股‘顶替’风。所谓顶替就是说，如果父母在上海的企业里工作，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他的子女有困难或者是在外地及农场工作的，可以有一个额度，享受政策顶替父母在上海的工作。”有一天，金果临的一个女同学也是他后来的妻子对他说，自己的母亲就要退休了，正在办理顶替手续，问他情况怎么样。

　　回家探亲的时候，金果临也试着问了母亲“顶替”的可能性，但为难的母亲对他说：“我离退休年龄还早，你还是安心在农场工作吧……”母亲的表态让他感到顶替无望，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奉贤农场。

　　农场里有个大喇叭，里面只要一广播“某某某请到办公室来”，知青们就知道这是回上海的好消息到了。那个陈旧的扩音喇叭被许多年轻人寄予了特殊的期待，很多人每一天都盼望着可以喊到自己的名字。然而，那样的期盼，广播响起后的那种幸福，还有接受众人祝贺的热闹，金果临觉得都是和自己无缘的。看着同伴们一个个离去，他倍感落寞。

　　1978年12月的一天，就在他觉得返城遥遥无期的时候，大喇叭里意外地喊了起来：“金果临，请你马上回连队，有个电话。”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金果临于次年顶替了母亲的工作。到了母亲的工作单位他才知道，原来母亲为了自己的事情茶饭不思，无心工作，竟至失魂落魄，最后在没有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提前办理了病退。

　　“我妈妈跟我说：你在单位里边要好好地做，谢谢厂里的领导就可以了。”出自对母亲的感激，金果临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中，勤恳地在这家企业工作着，一直到2002年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这才又应聘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菓字出错

　　曾经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这笔钱或许可以让姐弟俩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事实上，直到1980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至1979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第一笔奖金：每人17.5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时期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署在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金月苓和金果临也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说明你创作一首歌曲，是为社会做贡献，不能计较名利的。

　　时间过去了30多年，人们的想法不一样了，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有趣的是，就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辉煌日渐与他们的生活无涉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后续事件”——2004年，48岁的金果临跑到派出所，要给自己改名字。

　　金果临说，事情的缘起是自己看到书店里的音乐CD、VCD等收录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最初他甚至还没有想到版权问题，只是觉得“这事情是怎么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想来也许是出版商联系不到自己，于是他买了一盒VCD，主动打电话给了这家在广州的出版企业。对方告诉他，音像制品出版前已经向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了版权费。

　　于是金果临又找到了音乐著作权协会，对方当即表示：“金老师，你来了就好了。因为找不到你，这个钱我们一直给你存着。只要签一个协议，就可以把版权费转交给你。”

　　但此时，30多年前旁人的一个疏忽，却成了领取应得的版权费用的一大障碍。原来，金果临48岁前所使用的名字一直是“金菓临”——“菓”是“果”的繁体字——他所有的证件上的名字都是“金菓临”，包括大部分刊物上《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也署名为“金菓临”，但偏偏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却是“金果临”，也由此造成了一些转载时的以讹传讹。

　　“怎么办？我也没办法让《人民日报》改，看来只能我自己改了。”于是金果临到了派出所办理申请更名；“改名字的过程蛮复杂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说，好像变动蛮大的，得由所长审批，然后办理时间大概要15—20天，还有很多方面的材料要整理齐备。”

　　碰巧，金果临认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当对方得知他是因为写《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之后所产生的阴差阳错而改名，立即表示大力支持，还说“这是杨浦区的光荣”，所以办理的过程也十分顺利。

　　正式更名为“金果临”之后，他也顺利地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版权费。

　　历久弥新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对此两人早有共识。

　　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

　　这样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

　　对于金月苓和金果临这对姐弟来说，他们第一次无心的“合作”创作出了一首风靡全国几十年的歌曲。如今，金果临、金月苓都已经退休，他们还可能有穿越几十年风云的“第二次合作”吗？

　　姐姐金月苓说，她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鼓动弟弟写词，但金果临始终没有“动作”。他说自己知道：“我的笔早就放下来了，文化上没有这个底气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写出来未必会受欢迎了……”

　　或许，对于金家姐弟来说，一辈子妙手偶得地创作了这样一件作品，便也足以书写一生。更何况，《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调是大部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而且，它并未被人们忘却……

　　摘自《档案春秋》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