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婆的家曾经就在上海的思南路上，1948年外婆去了香港之后就是舅舅住处。南方人有着非常深的外婆情结，外婆的家就是母亲的家，是心灵的源头也是心灵的归宿。几乎每一个暑假，我总是乘着客船沿着滔滔长江顺流而下，差不多需要两天两夜的辰光，远处看到了外滩的大钟，就知道马上要抵达十六铺码头了，表兄总是等在出口处，把我接到思南路，住在那儿，差不多度过一个暑假。

　　即使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上海人的生活也总是有序和精致的。

　　那是一幢旧的老式洋楼，一共两层，楼梯是螺旋式的，屋前屋后也都是差不多的旧楼。屋内装修虽然极其陈旧，陈旧中仍看得出往日的精致，家具和每一处角落几乎是一尘不染的。

　　我喜欢睡懒觉，每天的早晨，太阳还没有从窗帘照进来，总隐隐约约听到里弄里的阿姨，摇着铃声，吆喝着：养鸡为自嘎（家）；杀鸡为大嘎（家）。叮铃铃，叮铃铃……清脆的铃声一遍又一遍，那声音，由远而近，又将渐渐地远了。听到我的动静，舅妈唠叨着，“乖囡囡，快滴bo（爬）起来了，油条已经嘛（买）好了，勿要（不要）朗（冷）脱了。”

　　舅妈是旧社会苏州大公馆三姨太太的闺女，说话特别地温柔。当年舅舅因为历史问题在江西接受思想劳动改造，她一个人抚养着两个儿子；也一改过去大小姐的做派，不仅节俭细致地过着日子，而且舅妈做人格外地小心翼翼和胆小如鼠。出门时，还没有见到邻居就弯着腰，满脸笑嘻嘻地迎上前招呼着。二楼西厢房有一架旧式的风琴，是古色古香的原木的颜色，镶着白牙花瓣的紫红色的丝绸罩着，想着年轻貌美的舅妈坐在风琴上回眸一笑，也是倾城倾国的美。每回我去噼里啪啦地敲击着琴键，舅妈一定不允许，可是我不解啊，分明每天都可以听到远处别人家的琴瑟之声啊？她说话恨不得低着声音，哪允许我再骚扰着左邻右舍呢？我也还记得她把西瓜的红瓤挖出来，再把白色的内瓤和绿色的皮仔细分开，再用一些盐腌制一下，做成一道菜，说是“清火”的。

　　午睡的时候，舅妈已经把莲子百合汤烧好，放在冷水盆中，预备着下午的消暑点心。午睡起来，外面虽然艳阳高照，知了鸣叫着，法国梧桐树掩映下马路似乎并不炙热，但是行人依旧稀少。同一里弄的周爷爷的孙女，她总是准时来招呼我一起去少年宫参加各种活动。

　　那个年代，学校都放假了，每一个区的少年宫有游泳、学习琴棋书画，组织各种旅行活动，是孩子们的娱乐场所，更是我的开心乐园。我跟随着他们，一起游玩。因为舅舅背负着历史的债，舅妈处处小心，但是我从未感觉到里弄里邻居们的歧视。

　　拐过泰康路，不远处有一家冷饮店，门口一个很大的电风扇，路过的行人常常驻足，吹一会儿凉风。店内只几张简陋的木桌椅，水泥地面，卖冷饮的上海阿姨穿着白色的工作衣裤，干干净净的，手脚特别麻利。晚上，表哥总领着我去这家店里吹着凉风，吃一块光明牌中号的冰砖，四角钱一块，是惬意的日脚（日子）。那香甜的味道，现在想起，意犹未尽。表哥总是陪同坐着，看着我吃光，自己从未吃过。年幼的我，当时并没有多想。

　　淮海路上有一家上海皮鞋店，每一年来都会再买一双丁字黑色的皮鞋，七元钱一双，可以穿一年，因为脚一直在长，所以每年都会去的。在那个年代，在我的同伴中，也是非常奢侈的事儿了。

　　我的那两个表哥，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舅妈虽在外面唯唯诺诺，对儿子们却是严加管教，他们从小不仅仅学会了马大嫂（买、汏、烧），更加懂得严于律己，规规矩矩。80年代初期，他们因为出色的成绩被澳大利亚大学聘用，舅妈跟随着儿子远走，舅舅因为糖尿病眼睛几乎瞎掉，他结束了在江西颠沛流离的大半生，和妻儿团聚。他们走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思南路，那个曾经的外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