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斯里兰卡中部的山路盘桓了将近4个钟头，虽然一路上高山峡谷和茶园的风光让人应接不暇，但一个接一个的弯道和颠簸的泥路还是让人疲倦。然而当汽车最终到达住处时，顿时让人觉得一切都值了。

　　这是一幢1888年建造的单层庭院，是斯里兰卡历史最悠久的种植园主的住宅，如今成了哈顿地区最古老的庭院式酒店“锡兰茶径”的四处茶庄之一。100多年前，为了让她们的丈夫有一种“家的感觉”，来自英国种植园主的妻子们在花园里精心培育了各式各样的花朵，甚至建造了一座玫瑰亭。在绿荫掩映的小亭里，盛夏的玫瑰传来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可以想象当年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夫人们在小亭中身着礼服享用下午茶的情景。院子里还专门建造了网球场和门球场，供种植园主在茶田或工厂里繁忙了一个上午后能休憩放松一下。最神奇的是这个庭院的名字叫“Tientsin”。没错，Tientsin就是我们的渤海明珠天津卫！

　　19世纪初，道光继位，然而内有反清起义军，外有鸦片流毒，整个清王朝风雨飘摇。与此同时，远在印度洋的锡兰，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正在经历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欧洲的经济危机使得锡兰的主要农作物和出口品肉桂变得不再有利可图，开发寻找新的种植物迫在眉睫。英国殖民者最先考虑的是大规模种植咖啡豆，但19世纪70年代一种叫“咖啡锈菌”的病菌又摧毁了斯里兰卡的咖啡种植业。这时英国的种植园主们发现斯里兰卡中部的高山地貌特别适合红茶的生长。除了有充足的阳光和雨露外，崇山峻岭不同的海拔高度更可以培育出不同浓度不同风味的茶叶。而最早的茶苗正是从天津港出口到锡兰的，这个庭院因此得名“天津”。

　　翌日，我们参观了离庄园不远的茶叶工厂。茶园主安德鲁·泰勒先生详细地为我们介绍了红茶的制作过程，从“两叶一芽”的采摘手法到170分钟的氧化发酵，再到最后机械化的过滤分级，整个流程都在一幢两层楼的厂房中完成。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泰勒先生居然是斯里兰卡红茶工业的开拓者英国人詹姆士·泰勒的后代。1867年，32岁的詹姆士·泰勒在锡兰的中部高地开辟了第一块茶园，占地仅19英亩。6年后，10公斤茶叶运到了伦敦，自此锡兰红茶站上了世界舞台。仅仅十几年后，斯里兰卡的红茶种植面积就达到了40万英亩。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100万包锡兰红茶被抢购一空，英国的立顿公司也坐不住了，开始大量采购锡兰红茶。斯里兰卡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红茶种植园。但真正的红茶定价体系和贸易渠道甚至是茶园的拥有权都牢牢控制在西方人的手里。优雅的下午茶文化消费着斯里兰卡低廉的劳动成本。与此同时，原本遍布奇花异草，居住着大象和锡兰豹的丛林被一片片推平，转而铺上了连接着一块块茶田的公路和铁路。英国殖民者们在石头垒砌的俱乐部里悠闲地打着桥牌，在风景如画的花园里惬意地挥舞着球杆，而穿着制服手托茶壶的斯里兰卡人则在一旁颔首低眉。

　　一晃100多年过去了，斯里兰卡的被殖民历史早已终结，茶园也回归本地人所有，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似乎并未发生什么变化。一个茶农告诉我，每天她可以采摘20至25公斤茶叶，但每公斤的鲜叶只能卖20卢比，算下来大约赚25块人民币。在斯里兰卡等级观念极强的社会层次划分里，以女性为主的茶农处在最底层。三分之一的茶农生活在贫穷线下，而低下的受教育程度和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更是让她们的生活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