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社区、企事业单位真有积极性举办托儿所、幼儿园吗？他们涉足学前教育领域又会遇到哪些掣肘和瓶颈呢？
抱娃上班曾是流行
奉贤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科长赵银凤说，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学前教育，在我国是有先例的。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入托入园高峰，由企事业单位、社区举办的托儿所就有许多。
其实，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大城市，在致力于大规模工业和城市建设时，也纷纷在各企事业单位开设托儿所、幼儿园。带着孩子去上班，是许多城市产业工人每天最普通的事情。从上世纪末开始，这样的“城市一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么，现在能否重新让职场女性抱着娃娃去上班？”上海市政协常委、中福会托儿所所长陈磊也曾呼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恢复托育服务，以解决女职工的后顾之忧。陈磊说，职工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并不只是发点钱，增加点收入。包括食堂、托儿所、沐浴、理发等，都应该算作企事业单位的大福利。让女职工能抱着孩子去上班，这既充分保障了哺乳期母亲和孩子的权利，又有利于保障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配置，而且，还有利于国家新的计生两孩政策的真正有效落地。
“其实，早在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就有‘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等提法。”中福会幼儿园园长凤炜说，具体什么样的单位可以举办学前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办托办园条件，这其实是有着较严格的规定的。
单位福利招来质疑
据记者了解，社会力量参与办园之路，其实一直都走得很难，主要问题是“门槛”还比较高。
陈磊表示，正规的托儿所、幼儿园，要教师、保育员持有相关的资格证书，也要求场地、设备的达标，相对来说，“托育点”应该是放宽点条件的，不一定非要师资、条件的完全达标。她说：“我之所以要把企事业单位建立的托儿场所称作‘托育服务’或‘托育站’，而不是纯粹的托儿所、幼儿园，这是有区别的，也是考虑到了现实的种种掣肘。同时，教育、卫生等部门也应当联手牵头制定企事业单位托育服务的相关标准，明确规定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人员配备、设施配置等一系列规范标准，再辅以相应的政策、财力的扶持，便于各企事业单位、社区居委会也能有能力、有积极性地开展力所能及的托幼服务。”
然而，对于企事业单位举办托幼场所，会面临着一个比较敏感的“性质”问题。首先，按企业性质划分，一种是国有企业，一种是民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老板如果能够创办幼儿园，那是他对职工的关爱，也能吸引职工为企业卖力，在目前普遍遭遇的用工荒时代，也是争夺人力资源的好办法。但是，如果是国企涉足学前教育，势必要动用国有资产，所需费用是纳入职工福利开支，还是列入成本计算，从政策上都没有明确说法。而事业单位似乎会面临更多麻烦，因为事业单位通俗说法是“吃皇粮”的，用的是财政钱，举办只为自己职工子女开设的学前教育机构，从法理上说也是有问题的。多年前，广东8所机关幼儿园从财政获得6863万元补贴的事情引来舆论质疑。对此，教育时评专家熊丙奇提出，虽然机关、企事业单位办的幼儿园按政策应向全社会开放，但实质上，其首先是保障本单位员工子女入园需求后，再给社会少量名额，这就把幼儿园变为了机关、事业单位对员工的福利。而且，能办幼儿园的企事业单位，大多实力不菲，能轻而易举地运用国有资产或获得财政补贴，不是拉大了其与社会普通幼儿园的差距，从而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吗？
诸多门槛难以逾越
“虽然国家教育、卫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已明确表态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举办托儿所和幼儿园，但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来看，还有许多瓶颈需要打通，还有不少手续要齐备。”有业内人士表示，应当呼吁各省市先尽快制定相应的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实施细则。
从现有的政策来看，企事业单位要开设托幼园先要迈过诸多“门槛”，其中，“教育用地”就会是第一道卡。想把空置厂房整修后用于幼儿生活园区，按目前的规定，最多只能办三级园，且只能招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这就是政策的瓶颈之一。
在上海，幼儿园设置必须符合《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首先，园址应选在空气流通、日照充足、排水通畅、场地平整、远离污染源、河道的地段，应靠近居住小区的绿化地带。此外，《标准》还规定，幼儿园应避开交通干道、高层建筑的阴影区及高压输变电线路等。幼儿园的总平面布置应因地制宜，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应按保育、教育、游戏活动、生活等不同功能进行分区，方便使用管理，避免相互干扰，有利交通疏散。幼儿园建筑与邻近建筑物的距离，应符合本市规划、消防、卫生等有关部门的规定。应保证有良好的建筑朝向、日照和通风。托儿、幼儿活动室应保证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3小时；中心城幼儿园的托儿、幼儿活动室应保证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2小时。室外游戏场地应保证有一半以上的活动场地面积在冬至日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2小时。
换言之，从现有的标准来看，企事业单位要举办幼儿园，显然从硬件条件来说就是勉为其难的。
首席记者 王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