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声名显赫，老师的功绩毋庸置疑。阅读该校学生的回忆文章，有几点值得咀嚼。

　　一是崇尚自由。汪曾祺文笔幽默，他描绘的老师形象生动有趣。例如，“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再如，“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二是有自己的东西。赵俪生的《篱槿堂自述》提到，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文学史名家，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但他讲课的内容，是工作量很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赵俪生说，那时，“我们同学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老师中间的一条分水岭”。在他眼里，真正能讲出东西的是闻一多，闻先生也搞考据，搞训诂，但其高明之处，是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对学生的启发很大。

　　三是有安全感。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他1943年秋参考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1944年春夏中榜。出国之前，钱端升找他谈了一次话，大意如下：你们这一辈学问基础在国内就已打得比我们（在国内时）结实，而且你们出国的时候就比我们那时要成熟得多。所以你们出国深造前途不可限量。要紧的是，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我希望你能专心致志地搞学问，将来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这一辈的。”成为著名历史学家以后，何炳棣感慨而言：“……最难得的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高、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但对后辈黾勉有加，而且敢于追认自己一辈早期学习的不够成熟，而且坦诚宽厚地预测后辈必有青出于蓝者。事后我越回味钱先生的话，越感到他治学为人之可敬：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于讲出自己之不足，才有胸襟容纳、欣赏成就业已或行将超过自己的人。”

　　这三个特点互相关联。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前提，独立探索方能收获自己的东西，安全感来自于辛勤耕耘，并使发现和培育未来的超越者成为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老师，现在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