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梁惠王上》

　　本文紧接前文。齐宣王请孟子辅佐、教导自己，孟子首先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民众没有“恒产”——固定的产业，因而没有“恒心”——坚定的心志。心志，指内在的道德追求，以及对人生的正确规划。孟子对滕文公表述得更直白：“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如果没有坚定的心志，就会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再加以处罚，这等于是陷害民众。哪有仁德之君在位，却做出陷害民众的事呢？所以，要“制民之产”，规定、配给民众产业，一定要使他们对上足够赡养父母，对下足够养活妻小，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不致饿死；然后督促他们走上向善之道，那么民众服从统一的领导就简单、容易了。

　　民众要占有、掌控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固定产业，并且形成制度，这是孟子“保民”政治思想的根本之处。同时，亦可透露孟子的经济思想。只有确立了“保民而王”的路线和政策之后，才会有“制民之产”的方针和制度。反过来说，只有落实了“制民之产”，“保民而王”才不会是空头支票。“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

　　战国时代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民众主体是农民，故“制民之产”的根本就是给农民以土地。“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孟子给齐宣王描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小康画面：给每家五亩（约合今之一亩半）宅园，种桑养蚕，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质衣服；鸡、狗、猪这些家畜，适时饲养和繁殖，七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肉吃；百亩（约合今之三十一亩有余）耕地，耕作时间不被耽误，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办好各级学校，反复开导大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那么须发花白的人就不会背着、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这幅图景，早已定格于孟子心中，他对梁惠王、滕文公也作了内容类似的宣扬。

　　从孟子谈话中，人们可以了解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恒心”是建立在“恒产”基础上的。民众有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生命和生存得到保障，然后才会接受教育，提高道德，讲究礼仪，坚定心志。这与孔子“富之”而后“教之”（《论语·子路》）的主张一脉相承。相关意思在《管子·牧民》中亦有阐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先贤们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至今仍是如此。

　　最后应评点一下“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人读书明理，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均有超越常人的认识，一生追求修齐治平。用孔子的话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士人不考虑置办产业，不担心物质贫困，而以自己的知识、才能和智慧在“上层建筑”领域立足，取得生活保障，同时服务、改造社会的志向不移。这里，孟子强调了“士”高于“民”的特殊性，亦可认为是孟子对“士”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和要求。然而，较起真儿来，不得不认为孟子说得有些绝对。拙文将在以后有所论及，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