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决策机制，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确保我们能做出得到最多数人支持的结果，但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其原因，不仅因为“少数”有时可能是对的，还在于“多数”是一个可以置疑的概念。

　　“多数”之所以可置疑，在于其构成混杂，且易被利益所裹挟。多数，作为一个群体，其中，有好人，也有不好之人，更多的则是介于好坏之间的“众人”。这一群体，缺乏相同的价值观念，常会因特定的利益而分化组合。

　　对于“多数”，孔子是持怀疑态度的。《论语》中记载：“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28》）意思是：一个人，大家都说不好，定要细察；大家都说好，也要细察。

　　孔子对弟子子贡解释了其中缘由：“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24》）

　　在孔子看来，乡人里，有善者，也有不善者。若“皆好之”，需要细察的是：不善者为什么也说他好？“皆恶之”时，需要细察的是：善者为什么也说他不好？孔子认为：一个贤者，不应该是大家都称赞的“乡愿”（老好人），而应是“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的君子。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所有人都支持的人和事，一定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不善者”也支持）；

　　2）多数人支持的人和事，也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善者”可能是反对的“少数”）；

　　孔子对于“多数”所保持的清醒和警惕，并非没有道理，这为后来社会学中“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定理）所揭示。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在其《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以数理逻辑的方式证明：如果众多社会成员具有不同偏好时，面对多种备选方案，仅依靠简单“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原则，不可能得出最佳选择。

　　如果沿着孔子的思路继续探寻下去，我们发现：一个社会想做出最佳选择，需要符合两个条件：

　　1）“众好之”——得到“多数”的支持；

　　2）“善者好之”——得到“多数”中“善者”的支持；

　　以此推断，在民主决策程序中，只有同时得到“多数”和其中的“善者”的支持，才能确保做出最好的选择，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找到“善者”呢？

　　对此，中国传统政治的解决方案是“贤能政治”——“选贤与能”，先是举荐制，后有科举制。前者常因“举贤不避亲”而搞成了裙带关系；后者多些公平，不过，科举制选拔出的多是“能者”，未必是“贤者”。“贤者”更接近于“善者”，考试是考不出来的。

　　其实，“选贤”——在民众中找出“善者”，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挑战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在社会学上，“善者”，无法精准定义，具体甄别起来，定有争议；其次，“善者”并非一成不变，人总是在变化中，20岁的“善者”，50岁时可能变成“不善者”；第三，“善者”的荐选程序，易被人为操控，荐来选去，会成“亲友团”。

　　“选贤”之事，我想，计算机做起来一定会比人做得好。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数字化评估系统，计算机程序不难识别出人群中的“善者”——不是一个个完美的“善人”，而是一个最接近“善人”概念的群体。这样，被动筛选取代了人为推举，动态标准取代了静态定性，整体识别取代了个体甄别，如此，既能避免人性弱点，又能保证程序公正。

　　就民主决策程序而言，重要的是“善者”的判断，而不是“善者”的推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想法，而并不一定需要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因此，计算机程序，通过选票统计和数据分析，既能准确做出一个“众好之”的选择，也能判断出这一选择是否“善者好之”。

　　当然，人类社会的问题，是利益问题，不是数学问题，不过，数字化决策，显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