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竹

　　嘉宾

　　方  方

　　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

　　陈歆耕

　　著名评论家

　　原上海《文学报》社长

　　总编辑

　　汪涌豪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主持人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而近日，作家方方所经历的一起由批评引发的名誉侵权官司，再次将大众的视线聚焦到文艺批评的话题上。文艺批评与名誉侵权之间的界线要如何划分？健康的文艺批评生态需要怎样的内环境与外环境？文艺批评的笔杆到底有多重？

　　事件缘起

　　诗人柳忠秧起诉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名誉侵权案，今年4月15日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要求方方删除涉及柳忠秧的两条微博及相关评论和转发等。诉讼案起因于2014年鲁迅文学奖评审过程中，方方发微博，斥责湖北省一诗人“四处活动，搞定评委”，柳忠秧个人与其诗作迅速成为了网络热点。

　　最近，作家方方发表了一篇微博，引起了关注，也引发了本报对究竟该如何做文艺批评的话题探讨。

　　方方：我们缺少批评的氛围

　　星期天夜光杯：最近，您和诗人柳忠秧的官司的事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当时在微博上不点名地提出批评，有没有想到会因为这样的言论遭遇名誉权官司，并且败诉？

　　方方：没有。这件事如果不是柳忠秧的朋友打电话来找我帮他的忙，我可能从头到尾都不会知道湖北鲁奖推荐情况，因为前几届，我也都是完全不知道推荐了谁。我也跟大家一样，从报纸上得到有谁获奖的消息，包括我自己。但是既然活动电话都打到了我这里，而我也了解到柳找过很多人，自然也觉得很不妥。我对那些活动能力强于写作能力，并试图以这种方式立足文坛的人，总归是有一些看不上眼的。但文坛这种人又很多，也不是可以管得过来的。所以我也懒得管这些事。实际上，我发微博时，柳忠秧已经通过推荐并且在中国作协公示好多天了。我只是听说他是满票通过，才有些生气。他这样的诗怎么可能得满票呢？这是让我很惊讶的。由此，对柳忠秧不满的同时，也对评委有些不满，一气之下，发了微博。根本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也由此可见大家对文坛歪风邪气的愤慨之心），也没有想到会引起官司，更没有想到居然会败诉。因为这是一个职务行为，也是一个节制的批评。

　　星期天夜光杯：如果给文艺批评圈定一个范围，文艺批评能够涉及的范围在您看来是哪些？

　　方方：这个范围不是我可以定的。但是，我觉得文艺批评至少有两方面，一则是针对作品批评，这是对作品的评价问题；一则是针对作者个人品质的批评，这里就包含是否抄袭、是否为发表为得奖行贿拉票等等。既是批评，就可能有轻有重。但因为我们长久没有批评氛围，文艺批评基本上都是文艺表扬，所以，大家都变得很脆弱，一点点批评都承受不住。同时，社会批评也很缺乏，整个社会对批评也很忌讳。由此法院也对批评感到陌生，觉得是侵权。其实只要没有污辱对方人格，所说事情基本有事实，我个人觉得与侵权无关。

　　星期天夜光杯：健康的文艺批评需要怎样的内环境和外环境？

　　方方：除了批评者需要勇气之外，还有被批评者要有肚量承受批评。这其实是每一个人本来就该有的能力，但因为长久没有一个正常的批评氛围，以至于人们乃至整个社会都几乎丧失了批评能力，与此同时，也丧失了承受批评的能力。所以，我们的社会，不仅要倡导批评自由，并且当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名誉有冲突时，只要基本事实不错，就应该对批评者给予保护。

　　汪涌豪：能够秉公直言的人是稀缺资源,要珍视和保护

　　星期天夜光杯：作家方方最近因为一些言论惹上了名誉权官司，还败诉了，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怎么看这个事？

　　汪涌豪：我们国家的法律对名誉权保护比较完善，对言论权的保护较之名誉权要薄弱很多，对于文艺批评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法律层面几乎是空白的。在文明社会中，通常言论自由的位阶是在名誉权之上的。名誉权要保护，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也应谨慎，不能造成噤蝉效应，使得大家都不敢说话了。现在多的是好好先生，少的是铁肩担道义的人。难得有人能秉公直言，这是稀缺资源，值得珍视和保护。

　　星期天夜光杯：今年年初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您当选为首届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您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的文艺批评有点跟不上创作和时代。文艺批评需要怎样的内环境和外环境？

　　汪涌豪：上世纪80年代，作家与文艺批评家相得益彰，作品引起批评家争鸣是荣耀。渐渐地，当文学掺杂了名利等其他东西之后，就变味了。有人将文学当成敲门砖，去换取现实之外的某些东西。

　　现在讲求眼球经济，一本新书出版，发布会和研讨会马上接踵而至，来参加的人有的连书都没有时间认真读一遍，在研讨会上张口就是“我还没来得及看完作品，只能粗浅地谈一点感受……”大家竟然也都认可。文艺批评家要有独立意识，善意地说真话，要用交换意见口吻，慎用和敬畏自己的权力，至少看完作品再讲话。而那些新书发布会、研讨会召开前也至少应该留出让文艺批评家看完作品的时间。文艺批评家的劳动应当获得相应收入，除此之外，应尽量拉开文艺批评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

　　星期天夜光杯：我们应如何看待文艺批评的价值？

　　汪涌豪：文艺批评家是独立的，不仰攀，不俯视，要说真话，要有别林斯基所说的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信仰。文艺批评不是追随文学作品发表言论，不是依附作品生存，而是依附于对文学的信仰，文艺批评是引领性的，是能够团结作家的。

　　陈歆耕：健康独立的文艺批评生态需要正常心态

　　星期天夜光杯：2011年《文学报》推出了“新批评”专刊，“新批评”成立之后，不乏锐利之音，“新批评”选取和刊发稿件的标准是怎样设立的？

　　陈歆耕：“新批评”是2011年6月2日创刊，推出后给文坛带来很大的震动。过去很少有报纸用那么大的篇幅专门来做文艺批评。而且“新批评”推出时的姿态是“好话全不讲”，这也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应。“新批评”对稿件内容的选取标准，在它诞生前发布的《征稿启事》中就反复申明了：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

　　星期天夜光杯：在“新批评”推出之后，您有没有感受到过压力？当下文艺批评的生态如何？

　　陈歆耕：压力主要来自于人情。有人在作品被批评后，声称要去某某部门告状，也有人扬言要打官司的。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文艺评论。缺少的是真正敢讲真话的、纯粹的文艺批评。在我看来，当下文艺批评的“症结”有三：一是“胡吹乱捧”，受人情面子、“红包”等因素影响，只说好话，不说问题，“老好人”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类作品研讨会上；二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成为很多批评家的批评策略，他们在谈宏观文学现状时，对普遍存在的问题义愤填膺，而一谈到具体作品，尤其是名家新作，则完全转换成另一套话语，几乎全是溢美之词；三是大量毫无章法，只从个人好恶出发，缺少专业分析的跟帖式“草根评论”充斥网络。这些“症结”极大地影响了文艺批评的公信力。

　　星期天夜光杯：健康的文艺批评生态，最需要的是什么？

　　陈歆耕：我想，主要是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平和正常的心态。文艺批评家可以独立的发声音，不为人情、利益等因素干扰。作家要适应作品被大家评论探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