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共产国际的指示

　　程世才在建国后回忆道，那时，哪里知道，这次渡河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的革命叛徒张国焘假传了中央命令，致使两万多名红军将士几乎全部葬送在这西北高原上！

　　两个月以前（指1936年8月，西路军渡黄河是1936年10月24～10月27日），红四方面军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经过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同时，一方面军西征到了固原一带，二方面军也正向固原靠拢。在这三大主力会师的情况下，我们满以为可以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打上几个漂亮仗，从而争取国内和平，实行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但是事情发展得出人意料，会宁会议以后，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同志，忽然来到我们红三十军，传达了张国焘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到宁夏建立根据地的命令，并假借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当时我们被蒙在鼓里，以为这真是中央的部署，所以部队经过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顶着秋风，踏着落叶，浩浩荡荡地向黄河边上开来了。

　　张国焘错误路线与西路军失败，几十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但西路军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就牵涉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特别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

　　1935年，当红军三大主力正在长征，北上抗日，准备在西北地区发展，以靠近苏联时，中共中央派陈云在长征途中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的意图与前进方向，这就使共产国际及时地了解了红军的动态，并藉此对中国的当下形势作出判断。同时，随着“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共双方均预感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可避免。于是，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考虑，中共在对敌政策上作出了新的调整。

　　1935年间，王明在莫斯科发表了《中共的新政策》《为争取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等文章，表达了中共改变以往政策，谋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愿。

　　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这一主张强调，中共将准备联合中国“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包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一切已经用武器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党派和团体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们压迫的民族”。代表团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愿意和一切反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共同组织全国统一的人民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接着，1935年10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自己的机关报《救国报》上，发表了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中共代表团《八一宣言》等文件刊出之时，恰好发生在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落下脚来的前后。面对陕北地贫人稀、苏区面积极为有限、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严重困难的客观现实，继续坚持以往的工农革命的方针和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政策，势必会重蹈南方根据地失败的覆辙。而就在中共中央正在准备研究国内国际各种新形势、检讨自己以往的种种策略的时候，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派遣秘密回到中国的张浩（林育英）来到了陕北苏区，从而使中共中央及时地了解到共产国际政策变动的情况。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包括如下几点：（1）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2）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3）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4）富农政策及相关政策应加以改变。同时，张浩带来莫斯科方面的口信：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指示和信息，都对中共中央和红军有极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