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的“行云流水”是君匋钱老师为白蕉先生篆刻的。白蕉先生的行草，尤其是尺牍类的小字，当得行云流水四字。近年来，深受藏家的追捧和鉴家的赞赏。

　　这方印章，白蕉先生已经用了几年，突然写了一信致钱老师——此印篆刻甚精，珍重藏用已数年。而我意初有不足，未与老友言亦数年。若终不言，则抱憾终身矣。此刻问题在篆法，方圆成上下截，未能统一。浅见全用完白（按：邓石如）圆篆法，边不必求绝完整。水字头亦须小改。求大刻不止一二，今求重刻，则不但不情，世且未闻，弟亦未躬自遇之也。敬奉商，便为一九五三年新事。如何，如何？

　　信件写于“国庆节”，我估计是一九五二年。到了十一月四日，白蕉先生又写了一信——奉读手示，感愧之至！“行云流水”章章法，浅见不须更动，原来落落大方，极好。为求印面统一，只是一个篆法方圆问题。因此反复研究下来，“流”字照旧，“水”字上半改成圆势，“行云”二字笔划排列，笔意求圆，就是十全十美。当时研究稿子尚保存在思考中，还没有作结论。刻奉仅可作为参考意见，敬俟方家大裁。

　　看来，钱老师在收到第一信后，即回复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认为须全盘改动。于是白蕉先生写第二信，说章法不须改动，只是上下方圆相悖，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二位杰出的书法篆刻家，对一枚印章，发表各自的见解，当然是极为有趣的事情。而且意见又不一致。平心而论，钱老师的这方“行云流水”确有可以商榷之处。白蕉先生指出的“方圆成上下截，未能统一”，可谓一针见血。上面二字，横平竖直，一脸严肃；下面“流水”作婆娑舞蹈状，轻松活泼。上下难以磨合。实在不是成功的作品。

　　也难怪，当时钱老师四十多岁，忙于“正业”，音乐啊，出版啊，封面装帧啊……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醉心篆刻。也远远还未步入一流篆刻家的行列。即使是那时精心篆刻，托茅盾转呈毛主席的对章，和他十多年后进入辉煌期的作品，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前进道路上的幼稚，人人都难以避免。

　　好在钱老师虽有文人的傲气，不多。肯听别人的意见，最后还是磨去了重刻。虽然，白蕉先生的修改意见，秋风过耳，并没有遵循之。不过，重刻的“行云流水”（图二），尽管都是方笔，却浑然一体，和谐协调，还颇有黄牧甫的格调。

　　十多年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我已经从去疾方老师和钱老师学印。有一次钱老师整理信札，检出了白蕉先生关于“行云流水”的这二封信，递给我阅读，并说“白蕉非常有趣”。老师有浓重的嘉兴口音，“有趣”的“有”读第四声。在老师的语言习惯中，说某人有趣，相当于现在人们常说的“另类”。据说，白蕉先生既自负又有点另类。可惜，我从未见过他。按巨来宗丈的划分，白蕉先生是被列入“狂人”的。但是，他写给老师的这二封信，一点不狂，直抒己见，不虚伪，虽然微显唐突，也无伤大雅。我读这二封信的时候，年方弱冠，极为幼稚。老师不厌其烦，解释了一遍。说老实话，我觉得白蕉先生有道理。但钱老师又说：上方下圆，是特意制造矛盾，又把它统一起来。

　　这二封信，当时我爱不忍释。便斗胆提出用沈尹默先生横幅的毛主席沁园春交换之。钱老师欣然允诺。其实，即使向他索讨，他大概也会答应的。但是我不好意思提出，因为不久前，他刚理出一些尺牍送我。

　　钱老师重刻的“行云流水”，相当完美。不知白蕉先生满意不满意。据我看，白蕉先生大概偏向喜爱圆润一路的。他也能刻，水平颇不恶，格调亦高。

　　钱老师在中年，已经喜爱黄牧甫风格。十多年后，收得一百多方黄氏原作，潜心研究，获大成功。“文革”前，老师取法黄氏一路的作品，光芒四射。尤其是朱文，线条不胆挺拔，而且富有趣味，极为生动。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师法黄氏的诸多名家中，当以钱老师为最。当然，是指老师中晚年的作品。

　　老师在一九六零年前后，制作了《长征印谱》，把长征路过的地名勒名纪念，立意很高。以后又二次创作《鲁迅笔名印谱》，立意亦佳。老师曾把长征印谱诸印钤为手卷，着我去请沈尹默先生题额。沈老把纸铺在桌上，站起来舔了好几次墨，又坐下，要师母把纸卷起收好，说想不出写什么为妥。遂和几位访客聊天。过了不多久，他又要师母把纸铺开，坐着，眼镜几乎贴在纸上，挥毫写了“通向共产主义大道”八个大字。我取回交给钱老师时，老师连连说，好极！好极！没有比这更妥当的了！

　　沈先生是我崇拜的偶像，大字小字均佳。白蕉先生的尺牍书法，直接晋人，蕴籍高古。大字，我见过好几副对联，都不大喜欢，也未见他钤用过这方重刻了的“行云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