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保山、腾冲、玛瑙山、宛貌、胡康河、野人山、密支那、伊洛瓦底江，……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串联起一段七十余年前的往事。我翻阅这本1945年的旧书《保密公路国外段工程生活纪实》的影印版时，看到了对这段往事的记叙——二战期间，修筑一条被冠以“史迪威公路”之名的公路。它通过印、缅交接边境直达我国西南地区，突破了日军封锁，运送战备物资进入中国。所谓“保密公路国外段”就是这公路在中缅边境的部分。它的修建是中美两国军民齐心合力的成果，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缅甸，与美、英军将士共同浴血奋战日寇征程的延伸。

　　读这本书如同进入那个岁月。那是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时值隆冬，积雪的高黎贡山峡，寒风猎猎，近六千名公路修建者日夜苦干，其中五千余民工就来自中国的腾冲、梁河等地。“其中贫苦者至多，大都鲜有御寒衣着，甚至鹑衣百结，不蔽股臂。唯观其兢兢工作，绝无瑟缩之态。足知渠等远离乡井，怀满腔热血，愿为危难祖国尽一份力量。寒冷曾不足以稍动其心。笔者深受感动。”写下如此一段颇具文言色彩的这个笔者，估摸多半是自小读私塾开蒙的人。因为“渠”字的字义解释，有一个是“他”，可那只见于中国古文中。这段文字，点明了《保密公路国外段工程生活纪实》的诞生缘由，该书是参加这条公路建筑人员回忆这段经历所写数十篇文章的汇编文集。文章作者大部分是在中缅边境执行公路勘察设计、修建工程的中国技术工程人员。这些工程师有不少是毕业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的“理工男”。将他们从原先在四川修建机场的工程中抽调出来，集结昆明机场，直飞密支那。可见这段保密公路的修建当时迫在眉睫。那是1944年9月，他们初登缅甸国土，看到的是当地硝烟初退、弹痕累累的模样，目睹中国远征军将士血战日寇的战场实况，感慨之余在他们心头激荡的，或许正是对日寇的同仇敌忾。为了让反法西斯盟军支援的战略物资，早日运抵中国，这段公路的竣工时日，有待于作为先头部队的“理工男”们地形勘察、工程设计之争分夺秒。

　　文章记录了公路修建开工前进行勘察、设计的那些日子，也透露 “理工男”们对这次“出国”的某些期盼：可有机会买一把优质的小提琴带回中国？或许能在国外找个好牙医解决镶牙问题？等等。可 “丰满”的理想，遭遇的现实却是极其“骨感”：他们的宿营地和测绘地图的办公室，是在被战火损坏的当地破旧营房中，用当地的野竹搭建而成，因陋就简。每天，在夜色未褪的黎明前，匆匆吃毕早餐的他们就离开宿营地，扛着仪器，由当地向导引领，在茅草、野藤、丛林中行走，赶往勘察地点。一路上，惊起野猴已经司空见惯，令人惊恐的是可能会和老虎打个照面。于是，常聚集多人同行，又一路高扬火把，驱走猛虎。天明时分开始勘察公路路线的工作，也是穿行在野山莽林中。有时前面与后面的工作人员，因为地形相隔，视野又被野草、竹藤、林木所遮蔽，根本无法相望，不得不大声呼喊，才得以确定对方的位置……与那些公路施工中开挖土石的中国民工一样，他们都是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无枪战士”。

　　这支“无枪战士”队伍原本都是男儿，可居然有了中国女子的身影。她们是日寇在入侵广东时抢掠的当地女子，被强迫随行成为“慰安妇”，而遭日军一路裹胁到缅甸。凶残无耻的日寇在与中国远征军将士交火时，还强逼这些苦命女为日军制作饭团，“姐妹们的反抗方式，就是将碎玻璃悄悄掺入饭团。”……日寇被击毁败退时，这些苦命女子趁机设法分别躲藏野莽山林中，方才摆脱日军。她们在当地民众帮助下，找到来修建公路的中国人。姐妹们不计报酬多少，为来自祖国的中国技术工程人员做饭、洗衣服。她们期待设法联系祖国，等待早日回到家乡的日子。

　　修筑公路必然逢山破岩、遇水架桥，破岩架桥中，时有人员丧亡的意外发生。书中记下的丧残者名字只有三个：美国工兵滴霖、中国木工张梅根、熊宜成。滴霖被崩落的山石砸中身亡。在架桥工程中，张梅根重伤至残、熊宜成落水溺死。

　　修建保密公路的年代，距今已经七十多年了。或许，在滴霖的家乡美国，他的亲人会记住他。可是中国木工张梅根、熊宜成，他们的后人是否还知道在这段往事？尽管张梅根、熊宜成和来自中国腾冲、梁河等地的五千余民工一样，当年远离乡井，“怀满腔热血，愿为危难祖国尽一份力量”。可数十年来，这些普普通通的贫苦者，多半是一直默默无闻地沉寂在历史中。这些民工奋战在高黎贡山积雪寒风中的身影，我们今人不该忘却。